2024年11月16-17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国诸子研究院”成立大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大学、贵州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黄冈师范学院、贵阳孔学堂、《光明日报》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高校、科研机构与出版部门的八十余位学者参会,同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南昌大学国学院、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孔子研究院、贵阳孔学堂、中国屈原学会,和中国台湾大学哲学系、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以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院等皆发来了贺信,美国、日本、挪威等国部分学者也发来贺辞,对中国诸子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在开幕式中,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教授指出成立中国诸子研究院是当代学界对第二个结合理念的重要实践,对于发扬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顾问陈鼓应先生回顾了自己在两岸的人生历程,认为诸子学中的儒道构成了自己思想的内核,而儒道汇通亦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诸子研究院的成立是对此传统的发扬,同时此次会议也呈现出了文史哲汇通的格局,这亦应是研究院未来应坚持的方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院长方勇教授介绍了自己探索诸子学、打造诸子学研究团队的历程,并阐述了“新子学”的三重意蕴,描述了未来子学开新的蓝图。在揭牌仪式之后,会议进入贺信展示、大会发言与专家座谈环节,专家学者围绕诸子学研究各抒高见,相关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古典文明形态与中国诸子学的定位
近年来,学界乃至国家层面对轴心时代的古代文明愈发重视,古典学研究的开新成为热点议题。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其洞见深刻、影响深远,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思想遗产,当今学者绍续诸子之学、助力于中国文化的开新与世界文明的互鉴,这是时代的使命。
会议中各学者对诸子学在古代文明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阐发,并认为中国诸子研究院的成立能极大促进古典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指出,子学根本特点在于“成一家之言”,具有独立创造性,推动了思想史中一波波前进的浪潮,当今经学的研究机构已有很多,华东师大成立中国诸子研究院,可谓独树一帜,走在了全国前列,对古典学术研究能做出独特贡献。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院的贺信中提到,中国诸子学是东亚哲学和人文学以及各种学术领域的出发点和核心,但一直未建立一家专门的学术组织从宏观角度对整个诸子学进行综合研究,未免可惜,华东师范大学能成立堪称“中国哲学之花”的诸子学专门研究院,令人钦佩,亦令人期待。
现代学术体系与中国诸子学的转型
诸子学是属于古代文明的,但诸子学的研究却是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下展开的。现代学术中文史哲的分科对诸子学研究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诸子学欲在现代学术中立足,必然要有学科化的转型,确立具有子学特色的研究方式,此次会议在这方面有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教授提出了子学研究几个值得尝试的新切入点,包括细分春秋晚期诸子与战国诸子、关注先秦时期王官学与诸子学的互动等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教授认为诸子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讲中国哲学一方面要有历史意识,否则不可谓之中国,另一方面也要讲求逻辑,否则不可谓之哲学,这对于诸子学研究同样有启发意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王威威教授认为应提炼诸子百家共同概念,关注道、天道、性、德等根源性概念,探索诸子学说中从本体论到政治哲学的逻辑链条。浙江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张涅教授认为子学开新应重视文本形式问题,包括言说对象上的特定性问题与发展历程上的流变性问题两个方面。
未来文化方向与中国诸子学的开新
诸子学一直都是当下之学,学者对诸子学的思考并未局限在学理层面,如何在当代社会宣传与转化诸子学亦受到学者关注,诸子学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会议热议的话题。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郝雨教授回顾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以诸子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展开了探讨。中国台湾大学哲学系的贺信中认为中国诸子研究院以诠释诸子智慧为重心,同时面向社会实践,推动身心内修与文化外传,实为阐发传统学术之典范。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贺信中提到,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本为因应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而生,当代诸子学研究亦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因应之道。贵阳孔学堂主任戴建伟先生认为在百家争鸣中形成的诸子智慧是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现今社会亦需要当代的稷下学宫,将诸子思想投入更深沉的思考来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学者同样将目光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层面,强调诸子学对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主张中国诸子学应成为世界的诸子学,促进中国诸子学参与世界思想的演进,形成一种与西方文明观不同的致思路径,摆脱西方文明论中文明与野蛮之对立的固有预设。方勇院长关于“新子学”三层意蕴的阐释,除学术层面与文化层面外,亦有文明互鉴的层面,强调诸子学的研究应成为中西文明沟通交流的桥梁,中国诸子研究院将以诸子思想为依托,为世界文明的开新贡献中国智慧。
据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中国诸子研究院是在先秦诸子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八年中的丰硕成果为中心的升格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方教授介绍,之前先秦诸子研究中心首先启动了《子藏》项目,对古代的诸子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现已将儒墨道法名杂诸家的历代研究材料影印出版,收书种类超过《四库全书》,出版图书册数大致与《四库全书》持平。同时,以扎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诸子研究团队在新理论探索与学术史总结两个方向上齐头并进。新理论探索方向的结晶是“新子学”,方勇教授自2012年以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新子学”专题论文,在学界有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新子学”论文已有三百余篇,以“新子学”为主题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有十一届,汇编“新子学”论文所形成的论集已出版有四辑。“新子学”视文明的问题为诸子学的核心关切,以此呈现诸子学固有的中国性,同时发掘其应对现代性的潜能。这类理论探讨开发了《子藏》所收子学文献的现实功用,亦为之灌注了灵魂。在学术史总结方向,由方勇教授领衔,诸子研究团队展开了《中国诸子学通史》的撰写工作,本书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以多达二十余册的体量宏观而细致地梳理了从先秦到民国两千余年间学者对于儒、墨、道、法、杂、兵诸家的研究成果,以历史的眼光并结合“新子学”理念来描述其中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规律,这充分发挥了《子藏》文献的史料价值,亦使《子藏》文献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结合,使《子藏》从单纯的文献材料发展为血肉丰满、气脉贯通的有机整体。而“新子学”与《中国诸子学通史》两者相结合,又恰恰形成了史论结合、述古作新的效果,“新子学”成为了《通史》编撰的理念,《通史》则通过回顾子学传统而启发“新子学”探索的方向。总结起来,《子藏》、“新子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成为了方勇教授及其团队诸子学研究的三驾马车,在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又齐头并进。在学术平台及学术梯队的搭建上,中国诸子研究院主办的《诸子学刊》于2017年入选CSSCI学术集刊,成为海内外诸子学研究者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研究院亦凝聚了一大批诸子学研究者,在院内院外形成了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