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说大学是圈起一方理想的桃源，那师长无疑是点燃薪火的人。七十余载弦歌铮鸣，尊师重道、固本开放，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传承。五四青年节，我们重启“青年教师专访”系列，聆听2022年入职中文系的数位青年教师的青春之歌。

他们于银杏初黄时乘风偏至，又在晚樱缤纷中满堂深馥。他们既是见解独到、治学严谨的青年学者，又是风趣亲切、个性鲜明的课堂讲师，为人文精神之绵延增添了新的活力。

本期青年教师专访，我们采访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杨宸老师。杨宸老师从本人求学经历、研究经验和教学经验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且与我们探讨了近期热门的文学问题。希望杨宸老师的分享，能够为同学们未来的学习生活提供指引。

杨宸，男，1992年生人。201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2018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2022年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202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开设课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类型文学名作研习》《影视文学名作研习》。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科幻文学、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后人类主义理论、电影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游戏与媒介研究。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一个问题和“初心”有关，之前了解到，您在华东师大读本科时从政治学系转到中文系，您最初是出于什么想法来到中文系的呢？

进入政治学系后，我发现课程跟想象中的有些不同。作为刚刚来到学校的大一新生，我产生了很多困惑，课堂无法解答我的困惑，于是我产生转专业的想法。高考报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中文专业，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旁听过任何中文系的课程。

也很神奇。每一年转系考试的考题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会考什么，我也没有准备任何转系考试的东西。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图书馆看金庸的小说，然后看“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作家倪匡的一个系列，是他谈金庸的小说，我天天就在看这些，然后就去考试了。先有笔试，要写个东西，接着面试是抽题目，当时抽到题目我一看，哎呦，这个真是巧了，让我评价一下鲁迅和金庸。我一直在看倪匡谈金庸，抽到那个题目是对比鲁迅和金庸，可谓正中下怀，我就这么进了中文系。

其实我之前对中文系也没那么了解，很多东西是到了中文系之后再慢慢地熟悉，比如中文系具体教什么、怎么教。我在高中的时候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当时很喜欢的一位作家是米兰·昆德拉。高中住校的时候经常晚上熄灯之后在厕所里看，我当时看《帷幕》，是他的一本评论集，讲《堂吉诃德》、卡夫卡这样一些经典作家作品。

中文系很多老师的课程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比如刘阳老师给本科生上的文学理论。他的课很有意思，你们如果上过他的本科生课程，会发现他能清晰地记得每位学生的名字，每次结课的时候他会把所有学生的名字组成对联或诗歌。他出的很多题目也非常有意思，他的课在学校很出名。

中文系课程给我很大启发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之前对中文系的很多看法。其实原来我跟很多还没有到中文系，但对中文系有憧憬的同学相似：觉得来中文系可以每天读小说、看很多文学作品，来了之后发现还是不一样的。虽然还是有很多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但是可能更多的时间是要对作品做一些学术性的思考，不仅是做感受性的阅读，还要把它提升到学理性，或者说把它和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面向连接起来进行理解。来中文系的前两年，王峰老师是我的导师，后两年是跟罗岗老师，他们在这方面都给了我很多的指导。

与罗岗老师的合影

这是我来到中文系之前没有想到的层面——经过中文系的教育，我才把文学放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当中进行理解。这是我在中文系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在后来跟学生讲课的时候一直特别提到的：不要把文学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领域。这个狭窄领域就是我们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一种很普遍的“纯文学”的观点，把文学作为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的表达。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场景、更多的情况下，文学是处在一个更丰富的、系统的脉络之中，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一开始我没想到能够会发生这些变化，我最初抱着一个幻想的憧憬，而最终获得了一个不同于我幻想的憧憬、但是却更坚实的东西。

2本科毕业后，您在北京大学先后跟贺桂梅、戴锦华两位老师攻读了当代文学的硕士和比较文学的博士。现在也有很多学生选择读硕士、博士，那您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有什么不同？在您求学钻研的道路上，有哪些前辈、哪些事件对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呢？

本科生的培养计划包含多种专业课，我如果要完成中文系的学术训练，不止要学习现当代文学，还要学习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等课程。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学习的自由度变大，研究领域也变得更精专：比如，我在北大的专业是当代文学，那么我主要是上当代文学这方面的课。研究更精专但自由度变大意味着，研究生阶段需要你有着更强的自律能力。

这是一个外部要求逐渐递减的过程——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和学校完全掌控着你作息、你的安排、你的考试，到了大学本科之后，学校掌控降低了一些，你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了，但这个时候也可能造成自我的放纵，因为你在高中大部分时候都被管着，现在突然没人管你了，就很容易自我放纵和懈怠。这是很多高中生进入本科之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在没人管理的情况下进行自律的训练。

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比本科又进一步，学校又进一步降低对你的管控和时间上的要求，时间管理更靠自己了。因为课也变少了，时间变得更多了，这怎么来安排？这些课余时间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你是要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呢？还是为你以后的学术生涯做准备？你要充分利用你在学校的时间来进行更多的阅读？或者你还去探索更多未知的职业领域？这其实是要取舍的。我当时并没有想清楚我以后要做学术工作，还是要进入社会。所以我完全凭着自己的直觉或者本能来做一些阅读，这其实是一个教训。我在北大的其他同学很有规划，有的同学一进入研究生阶段就规划好我以后要干什么，这个暑假我要去哪实习，下个暑假要去哪实习，规划得特别清晰。

我后来从当代文学专业跳到比较文学专业跟戴老师读博，原因之一是我关注的课题与戴老师的研究相关。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对文学的理解一样，我尝试把文学放到更广阔的脉络中进行理解，那么这个理解就势必要触及到更广阔，或者说更具体、更跨学科的系统层面。当代文学领域虽然也触及到很多电影、电视剧等媒介形态，但是在传统的研究脉络当中跨学科的意识还较薄弱。而戴老师的文化研究脉络非常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个视野我是非常受用的，我认同这种跨学科的理解文学的方式。因为戴老师当时在电影和文化研究领域很知名，所以我决定去考戴老师的博士，也丰富我对这方面的理解和感受。

有几位老师在我读书过程中对我影响比较深。一个是我的本科导师罗岗老师。罗岗老师是非常豪爽的，他非常有个人风格，很有人格魅力，学识也很深厚。罗老师在学识上只能说他什么都懂。学术，当然他肯定全都懂；我们那个时候聊的很多年轻人的东西，他也懂。我记得当年我跟罗老师去看《星球大战》，上海电影节三部连映。我大四没啥事，就去买票，罗老师让我帮他买，我俩就去看，他对《星球大战》讲得头头是道。那个时候又正好是《权力的游戏》在播，罗老师还在看《权力的游戏》的原著小说《冰与火之歌》，他就给我看，说这个好看。

我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三体》，当时它还没有得“雨果奖”，不像现在这么有名。这个题目就是罗老师给我定的。因为当时我先读了《三体》，然后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很长的评论，罗老师说，你就写这个吧，就直接给我定了这个题，说这个题目比较有前景，做这个对你以后学术有帮助。我在本科写的这篇论文确实对我后来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写了四五万字，还拆了发了几篇论文。科幻是我之后的研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脉络其实就是从本科开始，从我在罗老师的指导下做《三体》研究开始。

到了北大之后，我遇到了第二个重要的导师，贺桂梅老师。贺老师其实是一位非常细心、非常照顾学生，而且很能为学生着想的导师。贺老师是我遇到的最让我“羡慕”的人。因为贺老师家庭非常美满，同时学术做得非常好，而且她是在一边带孩子的情况下，一边完成了她那本非常重量级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在那本书的后记中你看到她说她照顾好孩子后让他待在门外，她去屋里写论文，然后孩子就在旁边看着她。这让我很触动，这很难。我现在当了老师，平时上课就根本没时间来做学术研究工作，更不要说还要带孩子。可想而知对贺老师来说这个任务多么重，但是她都完成得非常好。

但在学术上，贺老师就完全不像生活上那么亲切，她很严格，会直接指出说你今年没做出什么成绩，你要好好考虑你的未来之类的。贺老师有她温柔慈祥的一面，也有她在学术上严格要求的一面，这些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

与贺桂梅老师

最后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戴锦华老师。戴老师当然是在整个学界和电影圈子都非常有名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一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我还不太熟悉整个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戴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每学期都会开工作坊，大家每周就一个题目或一本书或一个文化现象来进行研讨，一个同学主讲，然后大家讨论。我在进戴老师的师门之前就参加过戴老师的工作坊，那一次是做一个后人类的题目，后来也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进入到戴老师的师门参加工作坊之后，戴老师对我要求就比较严格。

我有两次报告，一次是关于“全球六十年代”，当时做了一个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报告，我的脉络是把美国60年代和后来的整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串起来，相当于讲了一个三十年的长叙事。这个题目讲完之后，被戴老师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她觉得我在这三十年中有太多的跳跃，太多过程的省略，而且把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包含的反叛和革命的精神，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系统的调整。因为当时我在整个表述和思路上还没理清楚，所以（老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打击。后来我们师门里有个名词叫“降维打击”，就是从我那次开始，此前戴老师没有对其他学生进行过“降维打击”，但是从我起就出现“降维打击”了。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做了一个关于游戏的题目，以当时中国非常流行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为例子，试图把游戏和政府的力量，包括民族主义、游戏本身的媒介机制等联系起来。但是我做完之后又被“降维打击”，戴老师觉得这中间有多重的跨越，比如政府的介入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铁板一块”，文化领导权其中包含了很多博弈的成分，我好像把政府的力量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维度，还有很多具体的就不展开了。虽然戴老师不玩游戏，她也不知道我们具体在玩什么，但是她从我这个分析里看出一些她觉得不太能成立的地方，就进行了直接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打击。

经历了这两次之后，我就成长了很多，后来再也没有被“降维打击”过。包括毕业论文写出来，戴老师后来答辩的时候说没太看懂，哈哈哈，我知道戴老师那段时间比较忙，但其实也算是她的一种认可。至少在我研究的这个话题上，戴老师还是给予了我很大的认可和支持。而且戴老师上课的整个风格，她对于理想的追求以及她的表述和学术上的造诣，在我四年的求学生涯中都非常大地激励了我。

戴老师最擅长的就是当你跟她讲了一个事情之后，她会就你讲的内容对你进行不断的追问，我们经常在办公室聊，但很难有学生能抵挡住她不断的追问。一般你觉得自己想清楚了一套说法之后去跟她讲，她开始就你的说法提问题，你回答之后她再问，总会问到一个地方你就答不上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反思怎么来阐释这个问题。

与戴锦华老师

这是在我整个求学生涯里对我帮助最大的三位老师，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治学都对后来我的研究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3下面这个问题涉及学术方面。您是较早关注并持续研究科幻这一文学，或者说文化类型的研究者，这可能部分与您自身的阅读兴趣有关。而不仅是科幻，您似乎一直对当下“正发生”的领域保持敏感。我们好奇的是，作为90后学者，您是如何处理自身兴趣、代际经验和学术道路的？

从最初的当代文学到后来的文化研究，我的专业与语言学、古代文学比较不同的是，它都跟当下生活贴得比较近。有的学者希望去深究一个历史的问题、历史的脉络，我可能更希望去理解我当下的生活。从我个人的性格、方法论、兴趣出发，我都更倾向于探讨当代的技术发展和文化状况如何改变人在今天的处境。这就要求我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关注到当下生活产生的各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我所在专业的影响。

比如我在博士论文选了后人类主义理论的题目，而且我对后人类其实有个比较具体的定义是“技术性”的后人类主义，就是从新技术革命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人”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来说的，而且这种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文学，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我选择这个题目就是要试图探究技术在何种程度上、如何改变了我们今天的世界，这种改变会产生怎样的文化震荡。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才能试图探明今后与技术相处的可能的方式。

我用过一个词叫“兵临城下”。什么意思？就是技术已经“兵临城下”，你不可能选择对它视而不见。比如今天的ChatGPT，它已经来了，已经出现了学生开始用它写论文、创作小说（的情况），老师不可能看不见它。那么你要怎么把它放在现有的文化和文学研究的脉络中来理解？它势必会以某种方式来改变现在的文化生态，乃至于改变学术研究的生态，甚至不只是包括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比如说古代文学的研究方式上，ChatGPT有如此强的数据搜集能力、数据分析整理能力，它能够为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及古典文献的研究带来什么改变，这些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然而，我们可能很难预计这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发生。比如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你很难想到瓦特改良蒸汽机会带来如此大的改变，也没能想到纺织机的原理后来被应用到电影放映机乃至计算机里面去，因为计算机一开始用的打孔卡带的模式就来自提花织布机。当时是不能想到这种微小的技术发明会给后世带来的巨大改变的。

就像今天，我们没办法预料像 ChatGPT这种造物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我们试图去把握与技术共存，或者说用后人类的说法——“与技术共生”的方式。我们今天不是探讨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而是探讨我们怎样与一种不同于人类的——程序也好、机器也好、思维形态也好——来合作。这就是后人类主义的思想，它不是把（技术）剔除、视为敌人，也不是把它视为人类的附庸，而是当作一种不同于人类的行动者和合作者。这就是它处理“兵临城下”的方式。

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因应时事被迫进步，就是我们没办法抵御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可以与它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让它成为我们改变的力量，也让我们成为它改变的力量。我探讨这些其实就是想追问我们在当下应该怎么生存，怎么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怎么经由技术这一维度的反照让我们去捕捉到关于未来的更好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应该要思考的问题。现在有的理论家不探讨“人”了，他已经把“人”抛弃了，最时兴的理论是探讨“物转向”。那为什么我还要去探讨后人类？就是因为后人类它始终不愿放弃的就是那个“人”。它虽然是“后人”，但它仍然要保留住那个“人”。

所以我博士论文的序言叫做“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是引用北岛当年的那句话，但是我把它的意思变掉了。北岛写下这句诗的时候，针对的是那个历史时期。我说的是现在在技术冲击下，人不可能再去成为那个占据了上帝位置的“神之子”，甚至连“人”这一概念本身都要被改写乃至抹去了，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想留住那个“人”，那么怎么在技术冲击下保留那个“人”？这是在后人类主义的脉络中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今天想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冲击，技术剧烈改变的时代中，人如何还能够保有自己的价值，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

4.时隔七年，您为什么决定回到华东师大校园？从学生到老师，又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是华东师大出来的，能够为母校做贡献，肯定是作为华东师大学子的荣耀和荣誉。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很多我熟悉的老师在这里，那我来华东师大就能够相对容易地融入这个环境。那第三个就是很现实的，因为当时华东师大在招老师，在招收老师的几个学校里，我肯定是首选我自己学校的。

至于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我很衷心地跟所有学生说一句，就是珍惜做学生的时光。你可能觉得做学生的时候很累，要写论文，等等。但你当老师之后就会觉得学生时代真是太幸福了，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而对老师的限制和要求会多很多。

而且，其实今天的大学教师的处境跟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大学老师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可能自嘲“学术民工”，有很多的考核压力。

这对于所有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都是一样的，大量时间用于备课、上课，但是真正关系到去留的其实是占据更少时间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学术研究、学术发表。这个其实是现实的矛盾和青年教师的现实处境，就是我们处在一种“双重生活”中，一方面要花大量时间用于上课，另一方面要去完成考核的工作，做学术研究。我现在处在不太能够平衡的状态，我希望随着当老师的时间变久，我能够慢慢平衡两者的关系。

5作为新入职的青年教师，从独自伏案到开始走上讲台，对着学生们讲授课程，这是否有带给您什么特别的体验？

上学期我给（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上了“类型文学名作研习”课。我讲的内容其实比较当下，比如说我第一节课跟他们提倡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要把创意写作的学生放置在一个作家培养的序列当中，或者说不要只放置在作家培养的序列当中。就像上周余华和王安忆对谈，黄平老师问他们怎么来看“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两个人回答就是很少培养出作家，到现在就一个麦克尤恩。

在我看来，创意写作实际上培养的主要方向不是作家，而是一个文学性的人才，而这个文学性的人才不仅是写小说的人才。这个区别在于，文学性的人才，你可以把他放到任何媒介领域当中。你把他放到文学小说创作领域，他能胜任；放到电影制作、电视剧制作的领域，他也能胜任；你把他放到游戏制作领域，他也能胜任；你把他放到其他的领域，他都能胜任。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媒介中，它都可能存在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而这种文学性的表达是可以训练的，对于文学性表达的感受和创作是可以训练的。

这个训练的要求不仅是对于小说写作的理解，更涉及到对不同媒介特性的把握。比如游戏这个媒介和传统媒介有什么不同？你在新媒体在微信上写微信文章，和你在传统期刊上写小说有什么不同？你要把握每一个媒介的具体的特性，才能够针对性地做文学性的创造和创作。我在创意写作的第一节课就强调了这个内容。

现在的文学，我们应该对它有一种更宽泛的文学性的理解，而文学性的理解要放在一种跨媒介的视野当中。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小说等文学作品，还要关注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我在课上都会涉及到这些内容。很多学生可能以前没有听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动漫作品，讲日本的《新世纪福音战士》《进击的巨人》；讲游戏，讲《塞尔达传说》《黑暗之魂》，很多学生没有听到过老师讲这些内容，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新奇的。通过课程他们也得到一种新的理解，就是怎么去理解电视剧、电影、动漫和游戏。最后结课之后有几个学生来给我反馈，觉得他们在这个课堂上学到很多以前没有学到过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虽然我是第一次接手你们的课，虽然其实有些时候学生也不怎么来上课，但是至少有学生能够从中体会到一些他们以前没有领略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有进一步的成长，我就非常欣慰。

6您这一年给本科和研究生同学分别开设了一些课程，您在备课上课时有哪些主要考量呢，有什么不同的侧重？

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本科生更强调老师来灌输，但是研究生就更强调学生自己的发挥和表达。

我在北大念硕士的时候，那时有学硕和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很多时候上研究生课的老师不怎么主讲，而是给一个题目，然后由学生来做报告。最后，老师来针对你的报告做一些分析和总结。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

不过为什么我没有在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课堂上采用这种完全让学生讲的方式，就是因为创意写作很多学生不是中文系上来的，不了解中文系学术的规则，而且创意写作专硕的培养方向是应用型，不是学术型的，所以我没有采用传统中文系研究生培养的方式让学生来进行讨论，还是以我讲为主。但是我会逐步加大对创意写作研究生的自我表达训练、学术训练等等。因为华东师大创意写作专硕毕业的时候要写一个创作谈，这个创作谈是一个偏学术性的写作。所以我给创意写作专业上电影课的时候，是让学生们拍小短片，在期末的时候让大家放映和讨论。那么我到下学期如果再给创意写作硕士上类型文学的时候，可能布置的内容就更学术性，比如说会让学生做一个学术性的报告，而且是要求有学术性的思考，以便于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写创作谈，这是我在教授创意写作学生时考量的地方。

当然，创作一直是创意写作专业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在类型文学写作的课堂上，会把我们的期末作业时间定到最后两节课之前。到这两节课之前学生都会把作品交给我，然后我把所有的名字都遮掉，发给大家一起盲评。最后在课堂上由学生来评价这些作品，比如说这些作品该怎么改进，然后我们再进行投票，投出学生心中公认的5篇最优秀的作品。去年我们投了5篇出来，有写科幻的、写恐怖小说的，创作得非常好，有的作品我觉得放在今天中国的科幻作家里面都是能够排得上号的，都是很厉害的。

我手里的资源并不多，我只能说给他们一些渠道，让他们去投稿，去发表。然后我自己再买点书，比如说上一届学生说想了解一些女性主义的内容，我最后就把上野千鹤子的两本书作为奖品送给他们。不过他们还没拿，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一直还没有线下见面。这是我的一个思路。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学生对创作的表达，这个是我在上课时候会侧重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注重他们对学术性的把握。

那么关于本科生这方面，我现在接手的都是留学生和辅修专业的学生，就又不一样，因为给他们上课肯定不能按照像给中文系本科生上课时那么具有专业性和学术性。比如说辅修有很多外专业的同学来上课，我的侧重是一方面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另一方面要有针对他们的普适性，要有一定的趣味性。

同时，因为他们是外专业的学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肯定要在讲文学史的过程中穿插非常多的带学生读文本的环节，这也是考虑的内容。但这些外专业的本科生其实也给我很大的惊喜，他们对很多内容都很了解。比如说上次我给学生讲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这篇小说，因为这是践行“冰山理论”的一部小说，我就给学生列了一个文段，让他们猜这个小说的剧情讲的是什么。

其中有个女生就直接把这个小说内容讲了出来，我问她你是什么专业，她说是数学系的，我说数学系的还能够读海明威读这么多内容，确实很厉害。我上课讲很多之前的例子，比如我问以前老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有没有人看过，很多人都看过，比如说《少年包青天》《金粉世家》，好多人也都看过，让我很惊奇，没想到这么老的电视剧，这些年轻的学生都还看过。有很多有意思的对话内容都在里面。

7您在现当代文学和创意写作专业中未来将关注的主要领域有哪些呢？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把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发表，再出版。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就会转到一个我倾向的研究：现在的技术发展对于当前的文学生态、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它怎么样被今天的技术形态所塑造和改造。这是一个我试图去探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要结合我在博士论文中对于技术性后人类主义的研究，它也是涉及到这一块，这个时候就必须把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更具体的媒介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媒介对于现在的文学创作生态有着直接的影响。

比如说游戏，在游戏的影响中产生的一个特定的门类就是时间循环。时间循环在网络小说、电视剧中有个特定的情境，就是这个主人公在不断地重复过一天。比如之前很有名的电视剧《开端》，这个就是游戏的过程，是玩家一次又一次玩游戏的过程。不过《开端》也是学习外国，像《恐怖游轮》《土拨鼠之日》《明日边缘》，这些都是时间循环的东西。它是直接受到游戏的影响，就是“存档-读档”这个模式。这些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当今的技术形态）对于文学创作的改变。包括像网络小说，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写作模式，跟我们自己在家里写小说不同，它基于网络这个新媒体，它对于小说作者的创作和塑造具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养成模式。这些都是在今天对于我来说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

83月26日王安忆老师和余华老师对谈时，也讨论了ChatGPT与文学创作的问题。从创意写作方向出发，您怎么看待 ChatGPT 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断言它能不能写出像人类那样的文学作品都太早。就像我们以前说AI不能在围棋上超过人类，但是它后来超过了，所以现在断言还太早。但是可以说的是我们期待它能够写出一些不同于人类的、人类写不出来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可以补充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我以前看到一些ChatGPT列的一些小说的大纲，其实都很有意思。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电视剧、电影的大纲都还蛮不错。它这方面的能力还挺强的，因为它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地阅读其他很多给它喂进去的文本，它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文本出来。

这个东西其实就能够作为与人类的互补。人类仍然可以写你认为的那种小说，但是它可以创作它的机器思路生产出来的小说。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AI创造的文本能和人类的创作进行互补的结合。而不是说AI写小说之后人类就没有创作力了。人类的创作力仍在，而且还可以通过AI的创作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科幻作家陈楸帆就尝试和AI共同写作。他先把他自己的小说“喂”给AI，然后AI仿照他的风格来写，他就看其中它们有什么差异和不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探索。这个是对于技术比较乐观的态度。

但是其实仍然要看到另一方面，因为ChatGPT，以及其他一些绘画AI出来之后，大量在文字领域和绘画领域的底层从业者因为技术变革而受到了冲击。比如说这个公司之前要招很多名画师，现在有了AI之后，它不招画师了，招一个人会用这个软件就可以了。这对于底层的从业者、创作者是一个直接的冲击，也是对产业结构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乃至于造成了经济上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考虑技术的时候不能够去忘记的一个面向——它的政治经济的面向，而对这个面向的把握要和我们的乐观的把握结合起来，就是在预计它怎么来改变政治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再来预计我们怎么与技术的发展互助而行。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去把握的一点。

这可能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它已经冲击了你的生活，你就只能选择与它共生。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机遇，给未来提供一个新的可能性。其中的关键在于，怎么把技术这味“毒药”变成能赢得未来的“良药”。

9.回到最初的话题，您认为大学是什么，有什么想要告诉现在的青年学子呢？

今天谈大学有点“悲观”。都在谈“孔乙己的长衫”嘛。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的经济结构和环境的问题。现在很悲观地说，大学其实可能更接近于一个“打工人”的培养基地。但是大学仍然给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学子们提供了一处精神的栖息地，仍然还遗留有大学传统的作为精神家园的那一面。大学里面的老师、同学，这样的氛围，它会重新把你召唤回到那个理想主义的事业当中。

我想跟进入大学的学生们分享的是：一方面，我们不可以把自己拒斥于现实之外，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我们毕业之后会面临怎样的现实，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但另一方面你们也要知道的是，除了现实，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这个更高的东西就是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追求。尽管你面临着工作不好找、生活比较困难（的境况），但是你还有一个面向，就是照亮你生活的那个面向。

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再次想到在60年代学生们经常引用的那句话，来自切·格瓦拉的那句话：“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句话还有一个翻译版本：“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