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江山千里望无垠”——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收获》文学杂志社、《现代中文学刊》杂志、中国茅盾研究会主办，会议邀请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文学单位的学者、作家和编辑30余人，围绕《千里江山图》的历史书写、文学转型、人物塑造、空间叙事、语言风格等问题展开讨论。

《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十年磨一剑之作，202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小说以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文学性的礼赞。小说问世以来，已斩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大奖。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吕志峰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曹友谊作开幕致辞。他认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身体力行，《千里江山图》的文学实践拥有重要意义。在孙甘露院长的带领下，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写作蔚然成风。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千里江山图》的研讨会，既接续薪火，让华东师大中文系创作之河继续奔流，又立足当下，展现文学深处的思想魅力。

随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致辞，他表示华东师范大学正在成为中国和上海文学春天的焦点和沸点。《千里江山图》问世之后获得热烈反响，这本书写的正是90年前的今天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小说中的绝大多数情节与信有关，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承担着信使的角色。这本书是关于信与信使的行动之书、信念之书、生命之书。阚宁辉表示，这同样也是作家孙甘露写给历史、写给上海、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文贵良致辞，他感谢了多方对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的支持，随后表达了对孙甘露先生领导建设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的感谢。文贵良提出，孙甘露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作家群闪耀于丽娃河与樱桃河的上空，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也始终在寻找更新鲜、更细微、更有力度的表达方式，不断寻找超越自身的创作方式。

《收获》主编程永新在致辞中表示，孙甘露的写作与上海这座城市契合，他一直致力于从事上海文学的组织与倡导工作。此次问世的《千里江山图》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其间跨越的年度亦是他个人创作的宝贵经历，它代表了孙甘露的一次华丽转身。同时，这是一次“渡江”行为，从此岸渡到彼岸，这本书回应了先锋作家怎么回到现实，怎么面对现实，怎么处理现实。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罗岗在致辞中对各位老师的到场表示欢迎，随后提到了先锋文学的新颖性，他表示作家孙甘露正是借助远行走向了历史，书写了革命历史，“孙甘露老师的《千里江山图》不仅书写了一段革命历史传奇，更因其中蕴含的革命地理和革命历史的高度，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纪中国历史的预演。”在热烈的掌声中，会议开幕。

第一场研讨会

第一场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黄平的主持下拉开序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并不认可从“谍战”的线索出发来看《千里江山图》。虽然在处理大背景和小故事时会存在诸多问题，但陈思和认为，孙甘露在处理文本时做得很好，将其中的对照巧妙地表现了出来，填补了既往题材中的空白。此外，他很喜欢小说布局和人物塑造，“整个故事的辩证叙事很有意思，读起来非常吸引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认为，“《千里江山图》是一次时空的再出发，是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是革命和爱情的一个版本升级，重塑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也让小说和历史彼此给了对方肉身。”在她看来，孙甘露以前的关键词是“缓慢”，这次给出了新的关键词：“行动”。孙甘露重新定义了时代美学，在他以往的作品中，人物都是相对抽象的美人，而现在变成了行动的美人、进入历史的人，他们在行动中产生美学，产生了一种历史新时态的美学。这些人不光是孙甘露小说的新人，也是这个世界的新人。此外，毛尖提出：“我觉得这是孙甘露写的最好的一封情书。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认为，《千里江山图》涉及了孙甘露以前没有涉及的两种写法，一是结构，二是主题和变奏。从形式上来看，《千里江山图》是一个诗人从彼岸回到了此岸，但是在精神气质上又是从此岸出发去了彼岸，这里面有互文的关系。他最后提出，“一个丰富多元的文学现场，既需要《千里江山图》这样的作品，也需要《呼吸》这样的作品，如此这般，文学的家园才会春色满园。”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俊的发言从《千里江山图》的细节切入，他认为，这是一部有整体感的作品。比如，开头就有两个细节的伏笔，一个是谜语，一个是香烟牌子，这都是后文的关键。“我们在考量一个作家和作品时，一定要在特定的文体文类里面揭示他的贡献性。”吴俊老师认为孙甘露是多文体的作家，《千里江山图》也并非单一类型的小说，而是对于整个类型小说的一次革命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认为，孙甘露的写作跟历史题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熟读历史”，这本书中保留了孙甘露的底色，也就是从情感线索出发来理解人物之间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使政治带有一份柔软和温情的色彩。反过来这种处理方法也使人物之间的感情，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都被赋予了某种稳固的东西，这样使情感的铺衬更加自然浓烈，可以被进一步阐释，其中的阐释空间很大。他指出，透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政治光谱，以及政治复杂性所塑造的复杂人性，而这，也正来源于孙甘露对政治现实复杂性准确的把握。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双聘教授、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提出小说的语言风格具有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味道，洗练不拖沓，又具有功能主义般的冷静，不做价值判断，不在事实之上附加多余的解释。除此之外，他表示自己还有一点不满足，那就是对于牺牲的意义有些疑惑，认为这是为了冷静的叙事风格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文贵良表示，这本小说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实现了从抒情到行动的转变，其中行动高于抒情，这部作品的问世也意味着抒情的终结和革命诗学的开启。除此之外，文贵良还强调了小说中人物对话之精彩，在其对话中带有推理小说的智力韵味，并且书中的互文关系也进一步提升了文本的空间，传递了革命的诗意。

《收获》杂志社副主编谢锦表示，作为《千里江山图》的责任编辑，谢锦就人物图谱、交流、课外功课和一套明信片四个维度阐述了编辑该书的心路历程。她认为在所有人混乱无序的存在背后，都有内在的方向发展，这取决于每个人本身的磁性，在千里江山的大地上，每一个粒子的磁性都决定了历史和未来。谢锦在最后表示，“《千里江山图》是船，是清律，是街头密码，是任务代号，也是用生命写下的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情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孙甘露先生选择了一个最难书写的时代，一代青年人各为其主的具有沉重历史意义的时代去书写，非常有勇气。郜元宝指出，作者非常擅长开掘人物心理的灰色地带，正因为当时的人物之间有其流动性和变动性，才能同多变的历史契合起来，这也在极大程度上贴合了当时人物的心理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罗岗提出，他注意到在搜集的《千里江山图》的几十篇评论中，囊括了通俗与先锋，大众与前卫的诸多观点，很多人提到了其中的对立和转变。但罗岗认为，不应当将其视为简单的对立，而是要真正地回到现代主义或者先锋文学的历史来看。在最新的研究中，学者发现通俗文学可以刺激现代主义的发展，现代主义的基础是通俗现代主义，通俗文化变化的核心是媒介的变化，导致读者和作者都有了新的操纵人们感官的技术，面对由此形成的注意力体制，孙甘露将悬疑的部分、节奏快的部分、缓慢的部分构成一个综合体，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投入注意力或者分神，这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新媒介时代的阅读状况。由此，罗岗认为，《千里江山图》正是我们这个媒介转型时代的一个代表作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提出，他认为《千里江山图》和程耳的电影《无名》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谍战题材。这个题材构成了上海的一部分，“它引入上海隐秘的东西，不仅仅是享乐，也是一个革命的暴动、阴谋，多方聚会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孙甘露先生还是那个从事先锋创作的孙甘露，因为革命和先锋是一体的，先锋派将日常的语言外壳炸毁。而且“革命”是对乌托邦的一种梦想，王宏图认为，《千里江山图》制造的是一个“爱之梦”“乌托邦人类大同之梦”“堂吉诃德之梦”，这对于对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很有启发性，“我总会觉得会出现什么事情，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从“内与外”“慢与快”“轻与重”“静与动”四个方面分析了《千里江山图》如何走出了一条新路：孙甘露的写作从“梦境”到“江山”，是在将先锋小说从“内聚焦”变为向外转；适应新时代的快节奏；人物从沉思型变成行动型；从关注个体到关注人民和祖国的命运。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雷启立认为，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与时代同鸣共振，贯注着对于国家与民族之爱。小说里那么多人物，前赴后继地为一个模糊的人物慷慨赴死，这种穿越迷茫的坚定，展现出作家内心的强大，那种坚定与勇敢令人感佩。

第二场研讨会

第二场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项静的主持下拉开序幕。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认为，对上海水域的描写对应着现代生活中人物内心的流动。除此之外，汤老师还注意到人物在书中的成长，认为“孙老师是通过他的叙述，从一个反过来的角度切入陈千里的成长过程，他不仅在行动中是成熟的，我们在叙事当中还知道他是如何成熟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认为，孙甘露在写作中展现出了阅历所赋予他的一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书中小到一个人名，一处地址，一个剧目都可以跟历史架构起严丝合缝的对应关系。孙甘露真正地“消化”了历史材料，而不是简单地堆砌知识。另外，他扣住“牺牲”这一关键词，对小说热血青年们做出的牺牲进行了意义的剖析，“他们不只是成为至高无上目标的手段，他们本身是有意义的...在这一刻他们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这一刻就是他们进入历史的时刻，这一刻本身就有意义，这一刻本身就绽放出希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屏瑾主要从“先锋”和“信仰的书写”两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张屏瑾认为，《千里江山图》写作背后的内容，材料、史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这个小说的写作非常的节制，留白很多，“这样的热与冷之间的对照，我觉得所显示出的艺术感”，并认为这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另外，张屏瑾表示比历史背景材料更为复杂的则是小说一直在触碰的“信仰”的问题，她表示这本小说讨论了信仰在“好人为什么好，坏人为什么坏“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并表示通过《千里江山图》看见了一群愿意为信仰献出一切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以这样一种方式复活，是非常感动的事情。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从“书面语言的容纳力”“革命叙事的日常性”“对上海叙事的革新”三个关键词入手，分析了《千里江山图》如何丰富了整个小说创作的版图。

《上海文化》杂志副主编张定浩引用了美国诗人伊丽莎白的诗歌《地图》，来阐述《千里江山图》的写作与地图绘制术之间的隐喻关系——他们都讲究精确和想象力。同时，他认为，孙甘露先生之所以在辛辛苦苦写完小说之后，还写了附录中的信，是因为他的地图不是旅游地图，而是一个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人的地图，同时也是在这个城市爱过的人的地图。孙甘露先生把自己对这个城市的爱隐藏在小说最后，作为附录出现。

《上海文化》编辑木叶提到了江湖上的60岁定律，表示他认为孙甘露老师用《千里江山图》的写作“打破了自己”，“重塑了一个自己”。他引用了孙甘露老师1982年的诗句“夜晚降临，所有的语汇都奔向你。”和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来说明孙老师从1980年到目前的一种转变。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分享了自己对《千里江山图》结构中音乐性的看法，他表示自己在编辑的过程中找来了舒伯特的《未完成的交响乐》，认为“它和整个小说的结构有一种气质上非常契合的部分”，第一个乐章让人感到“山雨欲来”，第二个乐章慢慢铺陈各个人物的故事，第三个乐章类似小说的结尾。为了更深入地说明结构的精妙之处，他从“显白结构”和“隐微结构”的层面分析了孙甘露在编码过程中用心。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同样从编辑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方式——左手拿着《千里江山图》，右手放了好几份地图（现代的、当代的、近代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需要借助这些东西复原一些场景，这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一种历史，一种人和城市之间关系的历史。”原因之二是，把故事还原到当代的地图上，让被现实经验覆盖的记忆复生，历史的纵深感就被建立起来。方岩副主编引用了当代艺术家“重绘地图”的口号来阐明重建历史纵深感的意义，也就是在于“重新建立人与城市、人与建筑、人与风景之间关系”。

《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来颖燕从小说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互文性出发，强调了小说极强的空间感，小说一直都在视觉结构跟叙事结构中谋求一种平衡。另外，她注意到这本小说写作的难度，“主题的在场，就会提前预知这个结局。那么所有的情绪（紧张的、激烈的、困惑的）都会要依靠抵达这个结局的过程来发酵...这个打开的过程，依靠的是作者一种强大的运筹帷幄的一种能耐”。接着，她分析了小说的细节对真实感的把握。最后，她认为，叙述者努力保持着自己的中立立场，相信与怀疑的双重夹杂与婉转曲折使得故事更加微妙。“这本书真正迷人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这些迷雾重重的悬念，而是在这些悬念之下的一种人性指征。”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海霞表示，作为出生在革命家庭的读者，非常想当面表达对孙甘露老师作品的感谢。她把这部作品放在了当下的文化场域当中进行了分析：它“符合我们对于类型作品期待，但是又没有特意去满足读者在这个层面上的期待”，它在国共两条道路的选择上“使我们有机会去参与到对新历史批评性认识当中来”，因为“他尝试在历史形象当中，而不简单是在语词当中实现先锋性”。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凤媛从情节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凌纹，认为“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她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陈千里”，她一方面在帮助作者探寻情节，另一方面以一半现实、一半恍惚的性格特点进入精神思考，追问时代的信仰。最后，凤媛表示，这种追问是很难回答的，但是这种追问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所谓整齐划一的世界的诱惑，去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地呈现出革命的传奇，乃至于终极承诺，更加丰富地去呈现那些个体生命与革命的来龙去脉”。

上海市作家协会研究室胡笛主要探讨了小说的空间叙事，包括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对情节的推动，对人物立场的表征。胡笛老师认为空间是流动的支点，甚至推动情节。人物在进入不同空间的时候会有截然不同的举动。房间也许也是人物立场的表征，冲突的空间也可以用来表现人物内心价值的冲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汤拥华表示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它回答了很多的问题。首先，它回答了先锋文学和革命文学是共生关系的问题；其次，这本书也可以让人看到先锋小说家在类型文学中的探索，让人了解好的小说可以既是好读的，又是提升类型文学品质的。

闭幕式

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方笑一主持。作家、华东师大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致答谢词。

《千里江山图》作者、华东师大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对在场的各位都表示了感谢，“这么多教授、学者、编辑，大家都来到了这里，我觉得是因为感情的力量”。他对学者们提过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自己在运用材料的时候，“放了一个对的，就放了一个假的，是我写小说的乐趣之一”，他表示六十岁之后自己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如果要说是什么派，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先锋派。对于牺牲意义的问题，他表示“人们是在为了什么人牺牲？实际上是这个人空的，是等待注入的，因为作者设置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承担这种牺牲的意义”。最后，他再一次表达了感谢：“大家读得好细，我心里很激动，因为我写得东西全都被看到了，没有被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