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左翼会址纪念馆、中国丁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丁玲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207会议室举行开幕式。

开幕式暨开幕演讲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罗岗教授介绍了参会的各位领导与嘉宾，并代表主办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其后，台湾东海大学赵刚教授作了题为“早期丁玲与早期陈映真”的开幕演讲。赵刚教授借由《韦护》这篇小说，来展开关于“左翼男性主体”的讨论，目的是要呈现丁玲与陈映真的相互对话、相互发明的丰富可能，同时打破被主流文学界长期再生产的內地文学与港台文学的分断。

第一场  “丁玲文学”的崛起 

上午9:00，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担任主持人，以“‘丁玲文学’的崛起”为议题，组织学术研讨。

厦门大学中文系苏永延副教授作了题为“略谈丁玲早期创作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言。他指出，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对女性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女权思想或女性解放问题皆十分关注。在丁玲早期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婚恋观流露出很强的无政府主义意识。也可以说，莎菲就代表着无政府主义婚恋观走向末路的绝叫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莉教授作了题为“新锐小说家丁玲的崛起与爱情神话的破灭”的发言。她认为，作为突然崛起的作家，丁玲的新锐性在于她对爱情和世界的理解力。《莎菲女士的日记》比《伤逝》更为深刻在于它的切肤性，它不仅仅使“子君”开始言说，而且它使子君成为一个复杂的人，这个人不是单向度、单薄而苍白的人，而是繁复、立体、女人味儿十足的女人。

湖南大学文学院黄蓉副教授作了题为“都市现代性体验与丁玲早期小说中的上海书写（1927-1933）”的发言。在她看来，丁玲早期小说呈现出“物欲-享乐”、 “殖民-混杂”、“阶级-反抗”的上海镜像，一方面表达了丁玲对上海世俗生活与趣味的鄙视，对帝国主义殖民与阶级压迫的憎恨，另一方面又透过对都市女性物质化欲望的大胆肯定，为现代性的世俗认同注入了反叛力量。

汕头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黄丹銮副教授作了题为“后‘五四’女性都市图绘——丁玲早期短篇小说的“反摩登”叙论”发言，丁玲在其“莎菲”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注目于后“五四”时代不同类型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境遇、生命形态的描摹。她从互文性维度及修辞层面欣赏丁玲的后五四女性都市图绘，以之感受作者借“新的女性的姿态”而“反摩登”的叙事策略。

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孙慈姗作了题为“丁玲前期小说中的乡村风景书写”的发言。她对丁玲前期小说作品中涉及乡村风景书写的部分进行文本细读，归纳其风景书写方式与内涵的延承演变，在此基础上发掘作家对乡土世界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并从一个侧面探究这一时期丁玲文学思想的变迁，在尝试把握作家这一时期思想与创作脉络整体性的同时为其文学与人生道路的转向寻求内在依据。

第二场“莎菲女士”与“五四”

上午10：30，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炼红担任主持人，以“‘莎菲女士’与‘五四’”为议题，组织学术研讨。

北京大学中文系康宇辰博士作了题为“重估浪漫——丁玲早期创作（1927-1931）中的女性、浪漫蒂克与革命”的发言，她主要讨论了丁玲文学的“浪漫”问题，首先论述了丁玲早期创作的女性形象在勘破男权社会的“浪漫”神话上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其中女性的主体诉求；继而通过丁玲的女性角色在两性博弈中的处境以及她们特殊的“自罪”心态揭示了蕴含在革命话语中的性别等级及其影响；最后通过关于丁玲爱情经历与其创作转型的传记性考察呈现出丁玲左转到成熟，并收敛起女性浪漫倾向的内外动因。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杜睿博士作了题为“文学地理流变与丁玲早期创作”的发言，她指出，丁玲早期的创作是奠定她文学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创作初期的文学作品可以很鲜明的显现出上海都市文化与革命的想象对其创作的影响，但在随后的创作中又凸显了湖湘文化与湖南常德的民俗、民风，因此在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是上海都市文化与湖湘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李音副教授作了题为“《梦珂》与五四“新文学”的终结”的发言, 她认为，就丁玲个人创作来说，以1930年为界发生了转折，之后的写作被纳入现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革命文学。但丁玲在1930年之前的创作用文坛“代际”、“态势”、“主题转换”、“发展”乃至“女性”等角度来概括，将掩盖她的文学书写真正的异质性、革命性。并且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中所包含的她对文学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暗含了贺桂梅老师所说的一种“丁玲的逻辑”。这种逻辑导致作为作家的丁玲难以为世人所理解的一生。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硕士刘盼佳作了题为“丁玲的两歧自我：五四青年生态中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言，她通过结合丁玲实际的成长经历与思想的发展变化，分析在《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呈现的矛盾与纠缠之中，与丁玲内在精神状态与自我主体建构所面临的分歧的关联性，以此丰富对于这一文本的认识，并加深对于丁玲的早期思想与内在精神状态的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倪文婷博士作了题为“‘莎菲女士’的五四反思与自我超克”的发言。她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塑造的莎菲是一名独居北京的五四新女性，不过，莎菲从蕴姐、毓芳和苇弟身上体认到五四新女性的主体缺陷，即他们皆无法处理中西价值的阶序问题，所以当莎菲遇见中西合璧的南洋华侨凌吉士，她不禁陷入自我贬低以至于自我悔恨的两难困境。不过，莎菲借由日记的省思发声，创立出“莎菲女士”这个不中不西的新型能指，并坚信依靠自身能走出超越“五四”难题的纾困之道。

第三场：丁玲“左转“的辩证法

下午1:00，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袁盛勇教授担任主持人，以“丁玲‘左转’的辩证法”为议题，组织学术研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吴舒洁老师作了题为“‘转变’的辩证法：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丁玲转变问题”的发言。她指出，重新追问丁玲“向左转”的命名过程，并不意味着以话语研究的方法去解构“转变”的真实性，而是回到命名所发生的历史关系中，重建“转变”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情势”。对于“情势”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摆脱那种将左翼文学运动视作铁板一块的静态的研究方式，进而在政治时局的变动与组织化的政策路线、个体的能动性之间重建一种文学的“政治感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尧天老师作了题为“从表现到摹仿：“旧技巧”的限制与新变——丁玲1930年“向左转”前后的写作”的发言。他强调，丁玲1930年前后的创作谈显示出，她不仅对写作方法有着明确的自觉，也在“左转”前后陷入困境。丁玲此前的创作以内在自我的直接表现为主，这使得她与作品中的人物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随着丁玲“向左转”，她的写作表现出革命的理性化倾向，同一性随之瓦解。在革命理性的催促下，丁玲不仅摹仿工、农的仪态，而且写作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既是丁玲解开写作困境、协调内在自我与革命理性关系的方式，但也说明她尚未实现将理性内在化的过程。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乐融作了题为“从鲁迅的“悼丁君”到丁玲的“耀高邱”的发言。他指出，从鲁迅怀念丁玲的七绝诗“悼丁君”，到鲁迅逝世时丁玲的“耀高邱”唁函，从一个侧面表现鲁迅对丁玲的欣赏和惋惜以及丁玲对鲁迅的崇敬，鲁迅一生对年轻作家所作的的悼念七绝诗并主动要求发表的恐怕仅此一首，这是两代伟大作家心灵的共振、心声的呼应。

杭州商学院刘应全老师作了题为“场域与语境：丁玲文学思想变迁的几点考察”的发言。他发现，上海是时代的坐标，定格了丁玲文学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诸多轨迹。上海又是时代的语境，定义了丁玲文学的叙事模式。因此，重新检索和梳理这些坐标与语境，考察上海之于丁玲的特殊意义，仍是朝向丁玲研究的要义之一。从上海出发，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担当的丁玲带着新文学走向了延安和中国的政治中心。

第四场：一种“新写作风格”的诞生

下午2:10，陕西师范大学袁盛勇教授担任主持人，以“一种“新写作风格”的诞生”为议题，组织学术研讨。

东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范雪作了题为“谁能照顾人？——丁玲在延安的写作，1936-1941”的发言。她提出，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丁玲在延安的小说创作有一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即谁能真正负责和照顾起个人的幸福。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首次构造了个人面对家庭、农村社会和延安单位体制社会的场景，在几个层次的对比中，延安所代表的社会对人的组织方式，能够真正照顾起现代个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唐小林博士作了题为“革命文本与诗化书写——论丁玲的《夜》”的发言。他认为，丁玲的创作思路并非是要突出个体与革命的对立或矛盾，而是试图在个人需求与革命诉求的裂隙之间，努力寻求缝合的途径。《夜》由此延续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中的思考，在关注革命主体成长问题的同时，也对“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自我存在方式”这种“具有生产力的写作范式”进行了最后一次探索和尝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王碧燕作了题为“革命主体的“内在矛盾”及“克服”——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发言。她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看成是丁玲“克服”其主体“内在矛盾”的实践。经过整风学习和“下乡”运动后，丁玲的主体状态处于一种“见到深广后的平静”中，但这种状态在丁玲参加土改后被打破了。小说通过对“顾涌难题”的处理，成功“克服”了“内在矛盾”并提升了主体状态。

同济大学中文系硕士徐栋作了题为“共产党如何讲述土改运动的故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革命叙事的有益尝试”的发言。他发觉，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的问题与对“新中国”的政治构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小说的内在发展逻辑是革命实践的政治伦理、政治理性。为了使文学叙事和革命实践紧密扭结在一起，创作者必须探索合理的表达方式，这就使得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时会体现出工具不称手的感觉。但作为一次有益尝试，总体上是成功的。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汉语文化学院黄锐杰老师作了题为“‘恶霸’的谱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再解读”的发言。他立足于社会史视野，认为围绕着斗争钱文贵这一主线，地方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在宗族没落之后的地方，丁玲最终将关注重心落在了个体而非家庭上。然而，不正面处理个体在家庭中形成的情感结构，“翻心”便不可能完成。

北京大学中文系路杨老师作了题为“‘新写作作风’：报告文学的再生产机制——重读丁玲《田保霖》”的发言。她以丁玲的写作为代表，提出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是对作家自身的改造与训练，也构成一种“工农写作者”的培养机制，蕴含着将接受者转化为生产者或行动者的能力。在解放区特殊的文化政治格局中，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能在形式和现实的层面生产出新的劳动主体和政治主体，还能够进一步生产出新的创作主体与文化主体。

第五场：丁玲与同时代人

下午4；00，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屏瑾担任主持人，以“丁玲与同时代人”为议题，组织学术研讨。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徐秀慧作了题为“主體與慾望：丁玲與沈從文作品中的女性”的发言。她从沈从文、丁玲的妓女书写说起，继而展开“关于沈从文的妇女观谈丁、沈的女性形象”的探讨。沈从文信中流露的女性观，亦即现代女性必須意识到一旦走出家庭与男性平等竞争的話，就得放弃在父权社会家庭中所享有的经济供給与以及“母以子贵”而取得的地位，而贞贞之所以能走出家庭，是因為她加入了政治组织，才有条件成为“新人”，由此发现二人对女性理解的差异。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马率帅老师作了题为“‘共苦’不‘同甘’：沈从文笔下丁玲形象考”的发言。他指出，引入“大文学观”“互文”和“非虚构”写作等视野进一步分析沈从文笔下的“丁玲”，有助于把握“丁玲”形象的复杂性、沈从文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他者”眼中的“关系说”等问题，亦能在丁玲与沈从文的“互骂”以外得以窥见两者的微妙关系，这对充分理解沈从文、丁玲都有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卫国作了题为“季羡林·《夜会》·丁玲”的发言。文坛新人季羡林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评论《夜会》的文章，否认丁玲的思想转变，认为丁玲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坛诸多不满，在《文学季刊》创刊号重印时，此文被抽稿。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到出版权力对于文坛新人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看到1930年代出版环境的吊诡：文坛一方面反对政坛的专制主义手段，争取出版自由，另一方面并未领略出版自由的真谛，还从政坛那里感染了专制主义病毒。

山东政法学院张建波教授作了题为“丁玲散文中的人物镜像与史传价值”的发言。他透过丁玲散文中的人物镜像，考察了丁玲身边若隐如现的人物圈，在折射出人物性格、命运、灵魂的同时，也成为人物正史的有益补充，为冰冷呆板的正史注入了历史的温度和鲜活的因子，在“人与他人”的关系观照中凸显出丁玲的个性特征与命运轨迹。

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王海艳副教授作了题为“丁玲与《文艺报》”的发言。她认为，丁玲无论是1950年的“入主”《文艺报》，还是1958年的“被决议”离开，无论是对他者的批判，还是 “被批判”，都是在新中国刚刚创立时期，文艺界体制化、政治化、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下的一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动选择，是时代的悲剧，是文学和人性的悲哀。

会议学术总结暨闭幕式

下午5：30，本次青年论坛学术总结暨闭幕式在理科大楼A207举行，日本菲利斯女子大学江上幸子教授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老师，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丁玲研究会会长王中忱分别针对五场不同主题的精彩发言做出充分地肯定，并号召更多的青年学人投入到丁玲研究中来。此次论坛影响深远，涌现出一批学术新秀，为丁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开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