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的车槿山教授在人文楼4108会议室做了题为“当代法国理论家与中国——巴尔特、福柯、德里达等”的讲座。本次讲座的主持人是中文系的刘文瑾副教授。

讲座伊始，车槿山教授简要回顾了中法文化交往的历史，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来华、18世纪伏尔泰、卢梭对中国的想象，到谢阁兰、马尔罗，以及当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描写与叙述。他指出：中国始终是法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曾激起法国诸多思想家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思想界的所达到的高度和中国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的确有一个“西方人讲中国故事”的传统，与西学东渐相伴生的。可是，他又通过细致深入的解读提醒大家：法国思想界、知识界对于中国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理解法国自身的过程，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观察并非是完全公正、客观的，他们对中国或褒或贬、或抑或扬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思想家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做出的。我们在观察这些对中国的描述时可以发现，这些评价与记录常常带有对中国的某种“东方学”式误读。

车槿山教授详细列举和分析了法国六十年代知识界的几个个案来印证其观点。索莱尔斯与克里斯蒂娃夫妇在多次到访中国的过程中写下了关于中国的游记以及对中国和中国妇女的评价。在他们看来，中国语言、文字，甚至声调都是神秘莫测的，超越了西方表音文字的束缚与局限。他分析指出，这种对汉语以及中国妇女的夸张的描述恰恰是将中国当做一种实践具。中国作为一个遥远且神秘的对象，成为了他们批判自身传统和文化最有力的工具。而这种对中国的认识并非发源于中国本身，而源于其自身的需要与诉求。

接下来，他细致地分析了巴尔特、福柯、德里达等人对中国的叙述与评价。尽管巴尔特在其七十年代的游记中表示了对当时的中国的失望，认为那个中国既“歇斯底里”，又“缺乏愉悦、活力与声音”，但实际又上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赞扬了中国。因为在巴尔特看来，中国的无意义就是中国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社会因为过于追求意义而积重难返。福柯在《词与物》中的“中国分类法”中，也或多或少以其自身的方式误读或过度阐释了中国，使中国具有了某种“异托邦”的形象。德里达虽没像一些中国学者由于中译错误而误解的那样，错会了中国文字，但他的确借助了汉文与西语的差异来阐明自己的解构性思想。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老师与同学们围绕着“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旨趣以及文化误读的意义”等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报告人简介：车槿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法文系教授、法国研究所所长、《法国研究》主编。著有《20世纪法国文学史》（合著），译著有：《后现代状态》《象征交换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