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社、《现代中文学刊》协办的“构成.诗学.意识——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楼4330室举行开幕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王庆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编叶祝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文贵良教授主持。

文贵良教授介绍了参会的各位领导与嘉宾，并代表主办方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100年前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近百年来，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今天参会的各位嘉宾都是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希望参会学者可以共同努力来推动这一议题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王庆华发表致辞。他对在百忙之中远道而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大家简述了中文系的发展历程、主办刊物等情况。

最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编叶祝弟发表致辞。他表示，作为师大的毕业生，非常荣幸能够回到母校参加活动，也十分感谢中文系对自己的栽培。接着，他代表编辑部感谢与会嘉宾的支持，向大家介绍了杂志的基本情况与办刊特色，并且期待与各位学者的合作交流。

上午9：30，学术发言第一场，《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宋炳辉教授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段怀清教授担任组织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高玉教授作了题为“文学研究语言本体论”的发言。高玉教授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仅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性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且思想和艺术性也同时受制于语言。语言之外没有思想，思想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我们无法把思想与语言分离开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他提倡文学研究的语言本体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作了题为“现代汉语与现代书写”的发言。他认为，所谓我们现在研究的文学语言，其实最主要的部分在于研究文学书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汉语与现代书写并不同步。从现今学术发展的结构来说，传统文学研究领域与语言学领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间，而关于文学书写的研究则有望填补这一块的空白。

河南大学文学院刘进才教授作了题为“‘海上花’的重版与吴语的发现”的发言。他将《海上花列传》放置在二十世纪的文学脉络中来考察，从1926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汪原放标点的《海上花列传》，到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这部文学经典的发掘，直至八十年代张爱玲用国语进行译注，这充分体现了人们逐渐发现吴语文学价值的过程。方言文学在百年文学历史之中的写作传统可谓绵延不绝，金宇澄的《繁花》同时也延续了吴语写作的传统。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晓江教授作了题为“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的发言。他从新文学阵营内部对于“白话文”的不同理解出发，详细梳理了胡适“白话文”主张从提出到受抑以及发生转向的过程，并且进一步论述了傅斯年等人关于“欧化白话文”的主张。白话文内部的这一理论分歧后来在19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与理论建设中都有回响，显示出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李敏副教授作了题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语言从工具性到现代性的突破”的发言。她认为相对于晚清白话文运动而言，五四白话文运动突破了“工具论”的局限，触及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思考了语言和思想的同构性，探索了语言和文化的一致性。而鲁迅发现了语言本身与生存的关系，这表明五四白话文运动已经开始触及“语言和存在”的深刻关联，是中国语言思想走向“现代性”的开拓和转向。

下午1：30，学术发言第二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高玉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晓江教授任组织人。

复旦大学中文系段怀清教授作了题为“‘深文理’：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文言’及‘文言文’”的发言。他提出，从外部线索探讨汉语中文的变革，新教来华传教士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事实上，传教士与“文言”及“文言文”之间的关联纠缠一直持续到官话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及流行，从中可以看出来华传教士个人或团体当中一直践行着一种“混合语”的立场以及一种“适应性”的语文策略，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本土语文历史及现实的认知和判断。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周淼老师作了题为“《惶然录》，或是《不安之书》？—从实践角度谈汉译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取舍”的发言。她以葡萄牙著名现代主义作家佩索阿的作品《惶然录》为例，比较了韩少功译本和刘勇军译本的不同语言风格，并从中进行取舍，借此来探讨葡语文学翻译如何保持原文的风格。周老师对于葡语文学翻译的理解十分具有启发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刘云副教授作了题为“‘一本密封的书’—19世纪后期委办译本传播与使用状况考析”的发言。刘老师以19世纪60至80年代围绕委办译本的相关论争为主要论述对象，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委办译本所使用的“标准文言”对其在19世纪中后期的实际传播范围和使用情况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委办译本的传播困境标志着深文理译文走到了尽头，也同时预示着“浅文理”译文的兴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赵凡作了题为“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学起点—以《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为中心”的发言。赵凡围绕《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的“日记本”（1915）与“首刊本”（1916），以及与该文一同发表的赵元任的文章，从文字、文体与文法等方面展开论述，对胡适彼时的语言学观念进行知识脉络的考察，最终揭示出胡适文学革命理论并非简单地实践“言文一致”，而是要以“声音”之“质”来打破固化的“文”，从而为国语文腾出生存的空间。

下午3:30，学术发言第三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恒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王雪松担任组织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钱江涵作了题为“‘女校长’与‘国民之母之母’之婆：论女师大风潮论争中的性别话语”的发言。钱江涵认为，在女师大风潮论争中，论争诸方皆通过利用性别符号在论争中催生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钱江涵梳理了“女校长”形象被建构的过程，借此呈现“‘国民之母之母’之婆”的话语生成过程，探讨论争话语背后的性别意识及知识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朱一凡副教授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的欧化”的发言。朱老师通过对《开明国语课本》和苏教版《语文》中话语标记的对比，分析了“欧化”促生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的前提和机制，以及当代汉语中日益完备的人际话语标记对现代汉语的构建作用，从而提出当代汉语中日益丰富的新兴话语标记不少是“欧化”影响下产生并逐渐频繁使用起来的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唐诗诗作了题为“论国语想象与国语的民众文学——以《国语周刊》（1925.6-1925.12）为例”的发言。唐诗诗从《国语周刊》的国语建设与民众文学何以成为问题，《国语周刊》为国语“立名”和“正名”，《国语周刊》对国语的语音、文字、词汇、文法等问题的分析，国语建设与民众文学四个方面来讨论《国语周刊》对国语与文学的想象。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雷钰作了“解放区‘识字运动’中识字需求的缺失与建构—从解放区文学作品出发”的发言。她从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出发，结合彼时的历史语境，融入社会史的视野，对解放区“识字运动”的缘起、所面临的困境、原因及其解决措施等问题进行阐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春田作了题为“‘章太炎主义’的可能性：由两本章学研究近著想到的”的发言。张老师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东京大学林少阳教授的《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慕维仁教授的《章太炎的政治哲学：意识之抵抗》这两本章学研究近著，认为这两本著作不仅揭示了很多习焉不察的问题，并且为重新思考晚清和五四的文化政治开放出非常大的讨论空间。

14日上午8:15，学术发言第四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教授和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李敏副教授担任组织人。

西南大学文学院马泰祥副教授作了题为“跨语经验下的台湾‘现代汉语’文学建构”的发言。马老师指出，从台湾光复以来，杨逵、吕赫若等在日据时代采用日语创作的作家尝试转入中文进行创作，这些“语言转换”作家的中文创作可以被视为台湾光复后的一种建构——“现代汉语”文学的尝试。接着马教授从语言特征、文体特质以及创作题材几个方面切入，分析了语言转换作家中文创作的“中介语状态”，他认为这种颇具时代印痕的文学语言可以成为追索台湾语言转换作家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宋芷初作了题为“1920年代台湾白话文运动的再考察：复杂性及其实像”的发言。她在发言中简要介绍了1920 年代日据台湾的白话文运动从导入到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深入分析这一过程背后所展现的台湾知识分子的种种复杂的思考，并进一步探究最终落实于1920年代台湾的“白话文”的实态。

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科博士生王晴作了题为“‘近代的终结’与文学话语的建构—以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为中心”的发言。她从保田与重郎的《蒙疆》和林房雄的《亚细亚的旅人》中描写满洲国的游记文章《满洲的风物》与《新的土地》入手，还原以“理论者”保田、“实践者”林房雄为核心的日本浪漫派作家对殖民地的想象，并试图揭示建构出这一想象的文学机制，进而探讨日本浪漫派作家与满洲浪漫话语叙述之间的复杂勾连。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陈泽娅作了题为“接受和抵抗：在外来语与母语之间—浅谈伪满洲国作家古丁的文学语言问题”的发言，她围绕着古丁文学语言中母语和外来语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中心，先梳理古丁接受日语教育的特殊经历，其后从古丁的生平经历、个人观点和创作文本中析出日语、汉语和协和语成分，探索与此相关的古丁的语言思想和文学实践，并以此观照古丁在伪满洲国日语殖民语境下的文学话语生存形态。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钟雨柔老师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及其向声音中心主义的转换”的发言。钟老师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声音中心主义”的扩张对其他非罗马拉丁文字书写的国家有部分的暴力倾向，并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这种“声音中心主义”却能促使民众发声，因而具有辩证的性质。钟老师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从中国文字书写内部寻找到一种抵抗汉字拉丁罗马化的动力的可能性的尝试，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价值的命题。

14日上午10:00，学术发言第五场，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刘进才教授担任组织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朱恒副教授作了题为“‘现代汉语’的构成及其文学意义”的发言。朱老师强调，要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就要理解现代汉语的性质。他从文言与现代汉语，白话与现代汉语，欧化与现代汉语这三个维度出发对文学语言领域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与辨异。朱老师认为，文言是现代汉语的有益补充，白话也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欧化”对现代汉语形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语言的“自净”功能会将“欧化”变成“化欧”。

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室胡笛博士作了题为“试论1920年代平民教育对‘国语’新文学的推广”的发言。胡博士认为1920年代平民教育与“国语”新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一方面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为平民教育的普及做了铺垫。另一方面平民教育也为白话新文学在底层社会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因自身的需求使用了大量简体字。点明这种关系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国语新文学的发生机制。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作了题为“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文学革命前后的句读论及其实践”的发言。袁老师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催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与此同时，以分段、标点为视觉标记，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读性。接着，袁老师从文法、教育、印刷、阅读生理学等多重视角考察了文学革命前后的句读论，并分析了句读论与读写实践之间的交互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王雪松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发言，他认为现代汉语虚词的普遍使用，成为现代汉语诗歌形式区别于古典诗歌形式的重要特征。他从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的划分，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的音韵节奏，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的拟音节奏，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意节奏和情绪节奏这四方面展开论述了虚词如何参与并影响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形成。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娄燕京作了题为“‘我’与‘我们’的辩证法—论穆旦诗歌的人称结构与主体意识”的发言。娄燕京认为，“现代的‘我’ ”往往构成穆旦研究的既有结论，以此为出发点，通过考察穆旦早期诗歌中丰富的人称代词构成，则会挖掘出穆旦多层次的主体意识，即将 “现代的 ‘我’ ”与浪漫化的主体、“我”与“我们”融合进城乡二元的现实情境中，形成一种具有辩证互动关系的主体选择。

14日11:30，本次会议的闭幕式在人文楼4330室举行，文贵良教授致总结词，并感谢各位学者的热情参与。他表示，这次会议意义深远，出现了很多年轻人的面孔，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希望本次会议成为议题进一步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