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7日下午一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娱玉老师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讲。本次讲座名为“后殖民理论中的‘中国’如何被表达？——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到‘属下可以说话吗’，评议人为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汤拥华老师。

吴娱玉老师分别从詹姆逊和斯皮瓦克的理论立场切入，探讨了第三世界的自我言说问题。首先，她指出，在詹姆逊那里，第三世界文学以一种“民族寓言”的形式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意欲借用第三世界文化来返观第一世界文化存在着的矛盾和裂隙，在“属下”身上找到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他竭力推崇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将其阐释为融个人与民族、情感与政治、经验与历史于一体的理想状态，以医治第一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疾病——深度模式的拆除、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的轻、碎、散。出于这种目的，詹姆逊便自然强调民族经验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认识构成的关键性作用，这种民族经验是政治的，知识分子也一定是政治知识分子，他们必须具备政治批判意识和主体性。吴娱玉老师总结道，詹姆逊提出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说的文化目的是很明显的——建构第一世界政治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从而抵抗后现代的碎片化、扁平化的。

接着，吴娱玉老师又分析了斯皮瓦克的观点。斯皮瓦克对詹姆逊的主要质疑在于第三世界的本真声音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能够被表达的问题，即“属下”是否能够说话。“属下”是一个缺乏主体性、没有历史意识的临时麇集在一处的集合，他们处于“沉默”之中，本身并不具有回应批评主体的可能性，因此，对“属下”声音的探讨就只能是单向的行为。面对这一困境，斯皮瓦克给出了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遵从“情境化”原则：把具有普遍化倾向的概念所可能掩盖的差异释放出来，打开虚假的封闭性，让人们看到活跃于其中的各种差异和矛盾。

最后，通过指出詹姆逊及斯皮瓦克理论的不足，以及对两者的不同之处（立场和理论不同）进行比较，吴娱玉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她分析了二人的不足：詹姆逊的问题在于，当他如此言说第三世界时，往往忽视了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锻造，第三世界政治知识分子恰恰是西方话语的言说者，而不是真正底层的代言人；而斯皮瓦克的理论悖论则在于，想要情境化地“再现”第三世界的真实声音，这就已经承认了“属下”是一个可以自我决定的历史主体，然而“属下”又是没有主体、不能再现的。从詹姆逊和斯皮瓦克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足出发，吴娱玉老师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是如何被表达的？中国该如何自我表达？她的回答是，只有当第三世界文本在第一世界思想家那里不再成为一个“特例”、一种样板，真正的对话和理解才有可能，中国文化之丰富性才能显现出来。

吴娱玉老师发言完毕后，汤拥华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点评。他提倡结合斯皮瓦克的学术背景，研究美国哲学与欧陆哲学这两条不同路径的关系；此外，他指出了后殖民理论中的认识论转向，即从本体论兴趣到文学文本的多义研究的转移。吴娱玉老师还与在场的同学们进行了积极互动。几位提问的同学从“属下”与“非属下”的区分、“情境化”原则的可行性等角度提出问题，吴娱玉老师一一给与了细致和独到的解释。

撰稿人：张若轩

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