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新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发扬——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暨钱谷融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
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陈慧忠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钱虹教授、上海报业集团王雪瑛高级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袁庆丰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万燕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范家进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苏桂宁教授等钱谷融先生的弟子，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秀明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陈国恩和方长安教授、湖南大学文学院罗宗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志忠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周仁政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王宇教授等外地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毛时安副主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王鸿生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董丽敏教授、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朱鸿召研究员等本地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王焰女士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系领导及多位教师参与了本次的研讨会。
9月28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王庆华教授主持。王庆华教授介绍了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并向大家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随后，钱门弟子代表许子东教授、外地专家代表陈国恩教授、本地专家代表陈思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王焰女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教授分别发表了致辞。
钱门弟子代表许子东教授在致辞里谈到：钱先生和“五四”运动之间不只是一百年的巧合。他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研究者，还是“五四”传统的实践者。钱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既不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出发，也不迎合历史潮流。在当时，说那是孤独、艰辛的探索，一点也不夸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图书馆里待了几个月，正感觉有了点心得时看到了五十年代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一时有些丧气，和钱先生说我想说的他们在二十年前都说过了。钱先生就和我说：“你别急，你只是看到作品，没看到自己。”这句话真的影响我一辈子。现在回想起来，“五四”的精神不也是发现自己、发现个人吗？先生真诚地信仰着艺术，他的文章根基于自身，独立于时代，在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国恩教授在致辞中回忆：1980年代初，我曾经在宁波聆听过钱先生的学术报告。他不止一次与王元化先生同行，印象中王先生以理性思维和思想深刻见长，钱先生以艺术智慧让人佩服。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听这两位先生的报告，如沐春风。我虽不是钱门弟子，但也听闻钱先生招收研究生必考作文，主要是看考生的文笔与才思。钱先生自己写的文章，多是思考周密，文采斐然。我体会到他做学问，对于文学的审美特征的重视，对于文学的独立品格的尊重，就是一种学术的风格。这也是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时，学着理性与情感统一，学理与文采并重的一个重要思想启发。今天我们纪念钱先生，首先要学习和继承钱先生从事学术研究追逐真理的精神；第二要学习钱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第三要学习钱先生的人生智慧和处世经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致辞中谈到：我们研究新文学，以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路，而钱先生又是一条路，他是从艺术的角度、人学的角度进入文学史。所以哪怕在最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钱先生能够写出对周朴园比较公正，也带有同情的理解。这些理解在当时的主流之外，是边缘的，又是崭新的，在后来成为有强烈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在没有认识钱先生之前，我就对他充满崇敬，认识钱先生之后，我发现钱先生潇洒淡泊的背后有非常强硬的是非感、立场和一个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最宝贵的风骨。我们说淡泊明志，其实他只是淡泊，不为明志。我们说宁静致远，他没有图远，就是宁静。钱先生把自己的一切化为“无”，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名誉、地位、利益等等全部抹掉，抹到零，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王焰女士在致辞中表示：人学原则贯穿于钱先生的生命始终，不管是学术研究层面，还是日常生活层面，钱先生一贯奉行做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就是对这种人学思想和美学品格的致敬和追随，先生没有远去，他的殷殷期许一直在加持我们。
朱国华教授在致辞中表示：钱谷融先生是华师大永不缺席的存在，过去如此，将来也依然会如此。一个星期之前，我的一篇《论长寿系是怎样炼成的——兼怀徐中玉、钱谷融二先生》在网上引起共鸣。我在其中写到华师大中文系是个长寿系，长寿的原因是华师中文系的教师大多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坦荡清澈，不被外物所摧折改变，而是将外物内化，从而能够做到一念放下，万般自在。钱先生虽然命运多舛，但一直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他那阳光和苦难之间深究人生真相的智慧，总是不断提醒我们，作为中国“新文学”内在的精彩博大。
上午10时，钱谷融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始。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主持，包括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环节。许子东、王雪瑛、万燕、袁庆丰、曹谦、范家进、钱虹七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及钱谷融为人、治学的各个方面，把钱谷融的人学思想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审视钱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提倡人学思想的重大意义，具体探索人学思想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
许子东教授的发言论及钱谷融文学研究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问题。他认为学界对钱先生《论“文学是人学”》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值得关注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到底能不能用“人的文学”来概括。许子东教授发现，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一直到1942年，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少是官员，而在晚清文学中，例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刘鄂的《老残游记》，都对官场和官员做了十分精彩的描写。到了1942年之后，官又重新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人物。由此可以总结，为什么说五四文学是“人的文学”？在鲁迅那一批人看来，普通人当了官之后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他们关注的是人的问题，这就是五四文学的传统。
王雪瑛女士作了题为《文学的美丽与事外远致——钱谷融的人学思想与审美实践》的演讲。在她看来，钱先生是要言不烦，惜墨如金的一个人，他在散淡中坚守对审美的执着，这构成了他唯美的人生意境。人学思想融会了先生对文学核心问题的思考和发现，不仅对我们回溯当代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的演进有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在文学上的阐释能力，直至现在，它还能够与当代文学对话，能够被用来分析当代文学作品。
万燕教授作了题为《推开那扇门—有关钱谷融先生》的发言。她认为钱先生艺术审美的学术思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可以传承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尽管学者们已在传承，但是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钱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脉络，也即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并且是不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审美的角度，去寻找和西方对话的途径。
袁庆丰教授回忆了恩师钱谷融对自己的照顾。写文章题目要小，没有想法不要写，既有现成结论不要推翻，一旦形成就要坚持，这是钱先生的教导，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
曹谦副教授回顾了在钱先生身边的日子。通过回忆与钱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曹老师再现了一个具体的钱先生。在他的心目中，钱先生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范家进教授谈了有情思维对当今文学教育与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他认为，钱先生的学术观点或可以用有情思维来概括，而从有情思维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正是当今的学术界所缺失的。
钱虹教授认为自己作为中文系77级的学生，后来能成为钱先生的研究生是十分幸运的。钱先生不仅仅在课堂之上，在日常的交谈当中，也教了她许多学问。
主题发言结束之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先生进行了点评，并对钱先生一生对他的影响和教育表达真挚的感谢。随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下午13：30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始。第一组发言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学者郜元宝、蔡翔、王鸿生、吴秀明 、宫立、张屏瑾、朱鸿召、朱羽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
郜元宝教授谈及钱先生的文学张力，认为具体性就是文学描写的细节，首先要抓住文学作品中间这些闪光的具体行为和这些细节，这样才能让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形成有效的形成有效的张力结构。钱先生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论“文学是人学”》《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三篇文章既是文学史的眼光，又是文学理论的一些思考，同时又是对于文学作品，对于作家创作的非常中肯的批评和意见。这三者的交汇点是细节，这个细节是文本的细节，是他对于人生、社会、生命的细节的观察。
蔡翔教授论及钱谷融先生与1980年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钱先生对1980年代文学是介入的，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支持者。蔡翔教授认为1980年代文学交往史是可以讨论的，通过文学交往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背后的很多因素。他认为，钱先生一方面以自己的言行介入到八十年代文学，但当现代主义兴起时，钱先生却对这一潮流持保留态度，为什么他在自己这一代打开的门前止步了，以前对此的理解是这一代有自身的限度，现在来看，这样的看法也有问题。钱先生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继续思考的题目。
王鸿生教授谈了知识分子书写问题。在他看来，人学思想到了新时期和新时代，实际上是有推进的，技术和人的关系也很早就进入钱先生的思考空间。反讽不应该成为书写知识分子的唯一方式，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继承鲁迅的双向反省、双向反思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要真正地释放出来，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其释放路径。
吴秀明教授从编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说起，认为只有了解那个年代作家的写作，才有可能了解作品，才能产生真正的同情。他认为不了解而产生的同情靠不住的，所以要回到历史现场去，文里文外互证。
宫立副教授认为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评议不仅为曹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启示，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可进行文本细读，实现微观聚焦。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要根据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并不是只关注自己审美趣味相同的对象，要尽可能要扬长避短，选择恰当的对象和研究方式。
张屏瑾副教授从人学的提法来反观现代文学的历程，认为立人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最实实在在的理念。关于人的理解，四十年代已经蕴含了内在的极大的冲突。现代文学“人”的历史在钱先生的长文当中以一种辩论的方式呈现，启发她从当代文学中反过来看现代文学自有的矛盾冲突和一些问题，来看待现代文学当中一些复杂的构成。
朱鸿召研究员认为自己深深受益于钱先生的两句话，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没有好作品”和“生活得好是最大的学问”。前者使他跳出现代文学看现代文学，后者启发他做学问应该是人生的修为。学术应该要跳出学术研究学术，对生命进行关照。
朱羽副教授认为，如果抛开了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论，钱先生的论述现实感也被抛弃了，把先生的人学思路放在五四的延长线是简单化的，必须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
下午15点30分，第二组主题发言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副教授的主持下热烈展开。学者陈国恩、董丽敏、方长安、罗宗宇、苏桂宁、王宇平、张志忠、周仁政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
陈国恩教授认为，我们谈论的“五四”，不是历史上的“五四”而是我们理解的“五四”。不同的“五四”的观念背后有两个核心的原因：一是对于社会现状的理解；二是基于这种理解未来的形象。陈国恩教授梳理了存在的几种“五四”观念，认为只有找到回到历史和面向未来这两者的契合点，才可以保证我们对于五四的理解既不是单纯的回顾，也不是单纯的遐想。
董丽敏教授谈到所谓的“新文学”终结论，既是一个学术命题，也暗含着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外部的角度来讲，“新文学”这样的观念或者传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内部来讲，正是学科新的探索或者新的问题在质疑着“新文学”。她认为如果要重返“五四”时刻，或者重新讨论“新文学”，可能更重要的不仅仅是“新文学”的那套知识包括特征包括审美性，更为重要的是探究“新文学”怎么打败旧文学，成为这一代知识分子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
方长安教授以经典化作为问题来回望重审《现代诗抄》，对八十年前闻一多编的选本提出了一些问题，以经典化作为问题，做了具体的回望。
罗宗宇教授通过王瑶先生在寻找鲁迅先生和积极创作和传统文学的关系实例，认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在如何寻找“新文学”的旧传统，提供给学者众多启示。
苏桂宁教授认为我们的文学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我们在谈到“五四”的时候，已经把整个思考问题的范围缩小，这就很难以“五四”解释“五四”。对于人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是社会对人控制而产生的一种反馈性思考。
王宇教授从卫生现代性这个角度来看“新文学”传统，认为学者对身体的现代性方面关注不够。她认为卫生现代性打开了我们窥视“新文学”的另外一个窗口，小说也是一个民族身体的历史，“新文学”不仅是精神上的现代性，同时也是身体管理上的现代性。
王宇平教授讨论了香港左派电影中的新文学传统，认为在所有的“新文学”改编当中，相比于批判意识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困境表述才是中心。
张志忠教授从莫言的文学创作与新文学传统角度进行发言，认为在当代作家里面莫言和鲁迅的关系应该说是最密切的，在学习鲁迅方面，莫言学出了自己的特色和精神层面，学出了自己的思想高度。
周仁政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传统不能脱离《新青年》来谈，认为学者应多关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方面。
第二组自由发言结束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拥华教授主持了闭幕仪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以简短、幽默的话语进行了大会总结。大会至此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