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大家好！ 

        能站在这里代表中文系教师致辞，我是荣幸而惶恐的。不仅因为我加入中文系还不到五年，更是因为我离开大学毕业的那天已经太远了，我担心我说出的话不接地气，我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与同学们相去甚远，只能在一条超级代沟的另一侧徒劳地手舞足蹈。

        因此，写这篇讲稿是让我经历了微妙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而是因为书写过程勾起了一种创伤记忆，也就是我从年幼开始经历的对于观众和读者的本能恐惧。本以为年过不惑，这种恐惧终于有所缓解，但其实不然，我们与旁观者和潜在批评者的较量永远不会停息。

      当然，上面这番话出自一个以批评为主业的人似乎有点讽刺，但即使在行使职业批评家职责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批评”作者，而是喜欢将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上，像王夫之说的那样“设身作杜陵”，与作者同步驰骋。而作为一个被审视和凝视的对象，我的生存策略是尽量屏蔽可能具有伤害性的目光，尽量保护自我的边界。这可能是胆小的表现，但在我年少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读大学读博士的那段时间---这个策略是很有效的。我龟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成长，完全不在意我的人生在“社会”看来是如何的。

       回头看，这种适度封闭自我的选择是幸运的，像我这样十分敏感的人，假如没有在年少时构筑起坚定的自我，大概很难在日后完成这个任务。

       没有坚实的自我，人很容易在恶劣环境中失温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就像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那样因为批评家的冷酷心力交瘁。也有许多文人遭受了类似的打击，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先在英国出版，销售量约为500册，司汤达的所有小说和其它著作都读者寥寥，以至于他说自己摸到了一张要到1935年才开奖的彩票。批评家的肯定虽然让他们无人问津的小说成为名著，但这种肯定总是迟到的，并不能在生前给作者带来多少慰藉。他们在不同程度的孤独中奋斗了很多年，我们不能再现他们的心理状态，但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因为孤独而改变写作风格。一个作者何时被读者接受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变量，但作家的风格和个人气场往往是经得起考验的恒量。正如时尚界名人可可·香奈儿所言，时尚转瞬即逝，唯有“风格”永存。有风格的人不需要追赶时尚，她本身就是时尚，不需要为了创新而创新，做自己就足够与众不同。

       鲜明的个人风格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禀赋，要保持这种禀赋，就必须投身当下，不过多计较未来，不以旁人或社会大潮为参照，始终忠于自己。在马尔克斯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在年轻时爱上了少女费尔明娜，即便被迫分手仍矢志不渝，终于在五十三年后与成为寡妇的费尔明娜重新结合，实现了“一生一世”的誓言。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如何爱自己的隐喻。最伟大的爱情必然在你与你的自我之间发生，自我在一众旁观者的凝视中成型，来到你身边，成为离你最近的灵魂，召唤你的忠诚。换言之，《霍乱时期的爱情》讨论的其实是年轻无知的时候产生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风格能否历经考验而本色不改，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保持个人风格并不以成为精英为目的，与众不同并非出人头地。有创造力的人会不断创造价值，但并不希冀成为众人口中的“伟大”人物。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叫做“生而平凡”，它告诉我们要“握紧手中的平凡”。这个表述的意义不太清晰，但请允许我做出如下的阐释：平凡人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握紧平凡，抵抗“伟大”的诱惑和嘲弄，重新书写“价值”二字，让“平凡”与“伟大”不再被阶层鸿沟分隔。这可能是我们所能推动的最深刻的文化变革，是对抗当代中产阶层价值观单一化导致的内卷化竞争的唯一有效的力量。

       当代英国作家麦克尤恩中篇小说《切瑟尔海滩》里面的男主角爱德华曾经想成为一个小说家，以历史中的小人物为主角，讲述历史会因随机事件而改变的道理。这个想法当然是天真的，一个人不是一个病毒，无法改变历史。然而，历史的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样的思想、话语和实践会在什么时刻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很难预测的。所以历史学不预测未来，研究文学史的人也不敢预测下一个世界级大师何时到来。人们了解历史不是为了把握未来，只是为了发现所有未来可能呈现的样貌。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可能复活，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光发亮，变成时尚和热点，每一粒世间的盐都可能发现自己才是最重要价值的生产者。尊重自己也尊重所有人的价值，这才是最为原创、最为友善的生活方式。

       所以，假如我现在要送上一句毕业寄语，我会说：祝每一位同学看尽远处的风光，更看到原先的自己，有风格，有风骨，永远不改变，却永远在创新。祝原先的自己永远在那里，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致，也是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