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下午15:0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研究员于人文楼4108发表讲座，题为“‘北中国’作为方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担任主持，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毛尖教授、外语学院王建英教授、中文系倪文尖教授、孙晓忠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江晔编辑参加了讲座。

陈福民老师首先进行题解。“中国”一词确立自周代礼乐制度，自其诞生起即有某种感召性，其狭义所指即今“山河四省”与陕西一带，形塑了未来中国一些基本的东西，对大一统政权产生深刻影响。“北中国”是一个模糊的现代地理概念，和长江以南的地区相对而言；但不止于此，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界限，即早期依托黄河形成的农耕文明和在周礼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制度，这与传统中国的文化形塑密切相关，具有方法论价值。

“北中国”不仅仅形塑了王朝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形塑了“天下”和“四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处理“天下”时始终考虑到异族和周边，这与最初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有冲突和拓进。我们从和边疆的关系中确定了中国的位置，中国历史上北纬四十度长期遭遇的压力其实是形塑中国的动力。在历朝历代与北方民族的冲突、融合中，中国的文化性格被重新定义，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变成了塑造中国的重要力量之一。

陈福民著：《北纬四十度》，2021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纬四十度》精装典藏版，202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福民老师继续以位于“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上长城的修建为切入，讲述“北中国”与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诸侯国分散修建的长城，在秦始皇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后得到联合，长城这条线对于中央集权一统国家的形成有显著作用。这条线是华夏种族的生存线，区分了两种文明形态：以北的游牧民族，和以南的中原定居汉民族，民族意识由是形成。南北冲突历来存在，“北中国”持续直面的游牧民族的压力，对中国的政治性格构成建设性影响。儒家特别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义务关系，顾炎武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在欧洲知识分子那里不可能出现。个人与集体、族群与国家的关系，通过“北中国”所携带的问题来定义。

“北中国”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也使得汉文化的礼仪制度自周礼以来越发清晰；同时使得华夏民族的血缘和成分越发复杂。这与历史上的文明南迁相关。陈福民老师讲到，无数次的南下，不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还是阶段性的游牧民族一点点向南推进，都应在“帝国”框架下讨论。而1926年的北伐是一革命性的逆向例外，它是非帝国性质的现代革命。北中国作为政治形态的残余就是北洋政府。在这给意义上看待理解北伐，它的重要功能就是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中国”。尽管北伐在形式上失败了，但是“帝国政治”的北中国问题却走向了终结。迄今，我们承接这个终结的命运已有一百多年。满清入关时，捍卫儒家文化价值的地域中心正式转移到了南方，北中国的文化使命至此完结。这种完结带来了一言难尽的后果。如1978年后在经济形态上的另一次“北伐”：南方的商品、工匠、制造业大量涌现北方，带来具有现代因子的雇佣劳动、符合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这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产生复杂的反应。首先对于这种经济北伐做出直接反应的是张承志。80年代开始，张承志笔下的额吉、去知识分子化的伊斯兰的个人精神运动等等，即是对商业文明的抵抗，路遥、王润滋等作家的写作，也或者直接或者间地接呼应了上述问题。由此可见，农业帝国时代的文字在终极意义仍然发挥着安抚人的心灵的作用。

讲座最后，罗岗教授回应到，在当代商业文明或说海洋时代到来之后的命运中重新来讲北中国，涉及解释中国之谜。隋唐、元朝、辛亥革命这三次分裂后的大一统都由北方来决定，故北中国是形成现代中国重要的动力、力量的源泉。辛亥革命后民族革命史观的问题就在于对北方民族的排斥态度，根底上缺乏“大中国”的想象。边疆，如拉铁摩尔所形容的蓄水池，恰恰是核心，边缘的力量决定了中心的形态，这是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点。在现代化问题中，“民族”是一个新的重要问题。

讲座在与会师生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稿|邰佳依

照片|王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