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1日15:00，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成谨济老师在闵行校区人文楼4108室进行了一场题为“丁玲与《文艺报》”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2024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48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24年中融讲座”第11讲，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老师主持，孙晓忠老师、吴娱玉老师、张高领老师等校内外诸多师生参与聆听本次讲座。成谨济老师是韩国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以及东亚社会主义文化。丁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中国重要文艺报刊的编辑，同时其文学思想和生命历程也是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本次讲座中，成谨济老师借由丁玲与《文艺报》的关系，来观照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复杂性。

成谨济老师

 讲座伊始，成谨济老师将自己参与韩国社会实践的经历娓娓道来，而这些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成老师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学术动力。成老师与80年代之后的中国研究的问题进行对话，指出1950年是一个“过渡”和“转折‘的时代，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制度化”的新考验，这也使得建国初许多作家都面临着如何继续写作的问题，其中丁玲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因此，成老师借智利歌手维克多·哈拉，指出艺术家的真正创造性蕴含着革命的能量。从而引出丁玲在1950年代所面临的“写作和工作”冲突。

讲座现场

于是，成谨济老师正式进入对于丁玲和《文艺报》的讨论。成老师先强调了“两个丁玲”的问题——五四时期的丁玲和延安时期的丁玲。而在建国初，丁玲担任《文艺报》的主编，虽然这一时期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但是却深重影响了她人生的整个方向和命运。丁玲虽然作为文艺工作者位居高位，但是此时其作家身份也面临着巨大的苦恼和危机。期间，丁玲多次访问苏联，并在《苏联美术印象记》一文中记下叶洛菲也夫的建议：“多写些文章，少做点工作。”成谨济老师认为丁玲对此话的强调正反映了此时丁玲内心关于工作和写作的焦虑，于是成老师进而提出疑问——这一焦虑的背后展现的是“对政治的欲望”还是“对去政治化的欲望”？借由斯皮瓦克的《下属群体能说话吗？》和“人民文学”的讨论，成老师指出，对1950年的丁玲来说，“多写些文章”和“到群众中去”不是两个不同的欲望。那是高度统一的政治欲望。在这个时期，对丁玲来说，写文章是到群众中去，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行为，也是重组描写人民群众的老旧话语体系，并通过人民群众的语言来建立全新的谈论体系，更是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来改变一直用于理解人民群众的自己的语言。对丁玲来讲，这就是唯一的“政治”，也是作为作家抵抗官僚主义去政治化的唯一方法。

成谨济老师在讲座中

最后，成谨济老师回到其问题意识，指出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未能将这些“文学的政治”、“文学创作本身所有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内化到体制中来。在此意义上，丁玲所面临的苦恼和矛盾，与其说是丁玲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象征着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局限性和矛盾，即文艺本身的政治性在体制中未能得到内化。

张高领老师、吴娱玉老师参与讨论

成老师的发言结束之后，多位老师和同学也分享了倾听讲座的思考，讨论热烈而深入。罗岗老师指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革命和建设的矛盾，在“进城之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化的体制，而在“正规化”的过程中，民间艺人的部分就被压抑了，同时“人民”的范畴也扩大了，因此也要面对市民的需要。丁玲在东西总部胡同之争中意识到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普及和提高”，如何处理“苏联化和去苏联化”、“制度化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难题。孙晓忠老师认为成老师的讲座有助于反拨文学和政治的二元对立，建国后的丁玲不仅是体制中的人，但也可以具有革命性，同构于五四文学和延安体制，丁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张高领老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当中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反体制的张力，并以读者来信为例，指出1960年代群众对于官僚化体制化的一种“反抗”。王碧燕认为丁玲对于新中国文艺的构想早在建国之前就开始了，50年代的丁玲反而是一个体制的建设者，此时丁玲也在探索新中国的文艺制度要如何实现“普及和提高”的目标。吴娱玉老师从“两个丁玲”出发，指出五四时期丁玲的革命是一种外部革命，而在延安之后，丁玲需要面对自我确立和革命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如何“破”和“立”的过程。综上所述，成老师的讲座意在重思二十世纪革命的经验，从而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注入新的力量。最后，在老师、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