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新中国文艺70年，需对社会主义文艺做总体性研究

新中国文艺已走过70年的历史。在这70年里，社会文化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10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现代中文学刊》、“人民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研究”课题组共同主办的“重返人民文艺：研究路径与问题意识”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主持。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及出版社、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他们从《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年—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两本新书出发，围绕主流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与实践、新中国的文化治理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年—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是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羽的著作。该书尝试从“自然”出发重构1950-19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治，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继续改造“内外自然”这一历史时期，以此一时期涌现出的新山水画、“大跃进”民歌壁画、“自然美”的争论以及社会主义新戏剧等文艺、美学实践为具体对象，考察其所呈现的独特文化与政治经验。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越谈到，《社会主义与“自然”》有一种“不可归类”的性质。它既不是思想史，也不是文艺史、话语史，而是融合了这些形态，形成了一种“思想和实践、话语和行动、知识和群体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运动史。

这种写作特点的形成，兼具“知识上的某种激进色彩”和“反学科”的特征，一部分来源于写作者对各种当代理论的熟悉，另一部分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深刻性、矛盾性和伟大性。

“这本书将‘社会主义’和‘自然’放入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康描述说，“自然”是本书话语的中心，“社会主义”在书中则既是一个历史的框架，同时又预设了一个主体的位置。作者真正想讨论的其实是自然本身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自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对象，被内在地塑造着；另一方面，当自然这一课题进入社会主义实践，又作为对象反过来改变着主体的形态。

在朱康看来，《社会主义与“自然”》这本书极大地拓展了“自然”的概念，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就是构成了一种关于“自然”概念的“家族相似”。“作者讨论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自然’概念的家族。他将‘自然’放在了一个相互重叠的延续性光谱上面，并试图把这样一个巨大难题摆在当下的讨论中。”

除此之外，朱康认为这本书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语境中把已经在历史当中“有限化了”的主题重新激活，在“表征”与“再理论化”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有机、严格且高强度的联系。“这里可能包含三个环节：一是社会主义理论如何‘肉身化’为社会主义实践，一是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转化为社会主义表征；而在当下重要的则是，社会主义表征如何再理论化为严格的概念与知识”。

《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则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炼红所著。该书在新中国“改戏”的社会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从不同类型和专题的代表剧目入手，选取神话戏、人情戏、历史戏、鬼戏、“样板戏”等做戏曲个案研究，分析所谓新与旧、雅与俗、精英与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趣味之间彼此妥协利用的微妙关系，以及政治改造要求和实践限度之间拉锯进退的曲折历程，揭示出戏改运动具体过程和历史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董丽敏认为，两本新书都在试图从理解“历史中的人”及其实践经验出发，处理三对彼此纠缠不清的关系——“身和心”、“心与物”、“情和理”，以及在这些关系的缠绕中，历史实践主体建构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代表着两位作者对问题意识的进一步推进：“他们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文艺所面临的难题性，还要试图探讨这些难题有没有被正面处理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体现了他们自我挑战的自觉意识。”

她认为，今天的研究者要想办法进入历史的内在脉络，建构可以从内面观照历史的视野和路径，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关于人、关于人性、关于自然、关于社会以及建筑在这一系列实践基础之上的知识，从而跨越所谓“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历史断裂性理解。

“我们不仅要反思甚至重构现有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还要与作为肉身的实践性产物进行有机的互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才有可能继续走下去。”董丽敏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倪文尖评价，张炼红和朱羽两人的作品“同中有异”。一方面都是“大著”，都有大局观和整体感，属于具有“理论野心”的学术著作。

另一方面，二人的“生产方式”又存在差异，比如张炼红依靠经验、兴趣不断提炼、萃取，而朱羽则是从五六十年代未必那么概念化的概念中开掘理论生长点。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种只是站在简单的辩护性立场，对左翼和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做正当性、合法性维护的论述，已经显得预设偏低了，那样一个阶段也应该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今后需要的是，在张炼红、朱羽等人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文艺的经验与教训看作一个整体，进行总体性的研究，这才是既面向历史、更面向未来的学术性工作。”倪文尖说。

上海大学中文系蔡翔说，对于当代文学，尤其是前三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有各种总体性的描述，比如“一体化”、“国家文学”、“人民文艺”等等。“我觉得，这种总体性的描述，对于我们的具体研究，是需要的。新中国的特点之一，不仅仅只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同时还要求建构一个新的主流社会，以及相应的主流文化。”

蔡翔希望，学界不要把这一主流文化的建设，看成是一种静止的、本质化的形态，而是视为一种变化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主动把握这一历史过程中间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这样，我们除了总体性的描述以外，还要深入到历史深处，看看哪些是不变的，哪些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变化？比如，1950年代前期和后期，50年代和60年代，乃至和70年代的关系，等等，做更细的讨论。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是非常开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