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润家风文泽门风：史上“江南才女”现象
首发：3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建松
温婉灵秀的江南自古多才女。鲜为人知的是，江南才女曾经创造了文学史上一项“世界奇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涌现了庞大的女性写作群体，有著作可考的女诗人就多达3000多位。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正合作建设“明清妇女写作数据库”，对明清时期江南女性的著作进行文献整理汇编，并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照片均为记者张建松摄
3000多位女诗人
“提起明清时期的女性，人们一般会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活得很艰难很可怜。事实上，不能以偏概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胡晓明教授认为，明清时期，特别在18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江南女性，“活得很温润很诗意”的不乏其人，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统计至少有3000多位女诗人。“从世界范围来看，18世纪英国女性应该是最有文化的，但英国也没有出现这么多留下著作的女诗人，这是中国江南女性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春秋战国时期，有鲁漆室女《处女吟》、陶婴《黄鹄之歌》、赵简子夫人《河激之歌》等女性创作的歌谣。汉魏时期，涌现了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谢道韫、左芬等较有影响的女文人。唐宋时期，更出现了薛涛、鱼玄机、李冶、李清照、朱淑真等一大批女性文学巨匠。但直到明清，尤其在18世纪，我国女性文学创作整体上才走向新的里程碑，不仅人数众多，还呈现家族化、地域化、群体化的创作特征。
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中，共收录了4000多位中国历代女作家，全书共21卷，其中清代就占15卷，收录的女作家逾3600位。美国汉学家曼素恩根据《历代妇女著作考》对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70%以上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如果扩大到安徽、江西等地，江南地区可考的明清女作家则有3000多人。
江南的环太湖流域是明清女作家分布最为集中地区。据学者统计，环太湖流域至少有35个文学家族出现了女性文人群体，“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的现象尤为多见。
例如，苏州地区横跨明清两代的吴江沈氏家族，先后出现了28位女性作家；常州地区横跨明清两代的毗陵庄氏家族，涌现了27位女性作家；湖州地区的家族女性文人群体也很多，包括德清俞氏、归安叶氏、乌程戴氏等。
大多数江南才女在家族浓厚的人文环境熏陶下成长，创作了诸多以诗、词为主的文学作品，并逐渐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唱和，在家族内外文人的帮助下，出版了诸多女性文学作品集，使家族女性文学作品得到广泛传播。
江南的闺秀诗社
明清时期，文士结社之风盛行，江南的闺秀诗人也纷纷建立诗社。据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付建舟研究，江南最早的女性文学社团可能要首推浙江祁氏家族诗会。
该诗会核心人物是传诵一时的美满夫妻商景兰和祁彪佳。商、祁两家均是诗书传家的江南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祁家的澹生堂是江南的三大藏书楼之一，祁彪佳是明末藏书家、文学家。商祁家族才女辈出，诗会的主要成员是“二商四女两儿媳”。二商指商景兰、商景徽姊妹；四女指商景兰与祁彪佳所生三个女儿祁德渊、祁德琼、祁德菠和商景徽之女徐昭华；两儿媳指张德蕙、朱德蓉。此外还有商景兰的侄女商采。明亡之后，祁彪佳自沉殉国。商景兰寡居30年，操持家庭一切事物，继续主持祁氏家族诗会，带领子媳女儿等游园吟诗作赋、互相唱和，以诗为魂，维系大家庭的精气神。
“随园女弟子群”也是清朝乾隆、嘉庆时期著名的闺秀诗人群体。“随园老人”袁枚才华横溢，开创“性灵派”风靡一时。辞官归隐江南随园，德高望重，名盖东南。随园老人倡导人欲，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身心的束缚，不受世俗眼光的限制，坚持“有教无类”。当时的闺阁才媛，争相成为随园女弟子。她们的文学作品以《随园诗话》《随园女弟子诗选》《随园轶事》等流传于世，形成中国古代女子文化教育的高峰。
明清时期，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教授上流人家女子的职业女性“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黄媛介，由于家境贫困，丈夫无力养家，凭自己的才学，以出售诗画、作馆授徒来维持全家人的生存。曾编撰《名媛诗话》的江南才女沈善宝，不仅在书中收录了多位曾做过闺塾师的女诗人，由于生活所迫，自己也做过闺塾师，以售书卖画来维持生计。她曾在《登舟叹》一诗中写道：“少小耽吟咏，东抹与西涂。既而学丹青，聊复自写娱。岂知陶情举，翻作谋生图。”
庞大的江南女性创作群体，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亦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研究认为，《红楼梦》的创作与当时繁荣的明清江南女性文化密不可分。明清江南才女文化“才德美”新型的品评模式、对“情”的追求、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等特征，构成了《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对《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有着重要影响。
《红楼梦》中刻画了诸多“脂粉英雄”，创造了众多机会让女儿们各展才能，尤其是诗歌之才。如探春发帖组建的海棠社、湘云设螃蟹宴邀大家共吟菊花诗、黛玉重建桃花社、填制柳絮词，以及芦雪庵联句、中秋联句等场景，都折射了当时江南才女们的生活背景。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出身江南、容貌出众、诗才卓越、追求自我、红颜早逝等，都是当时江南才女的典型特性。此外，《红楼梦》还把薛宝琴刻画得极为完美，但她与书中人物、故事情节并未发生多大交集。曹雪芹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呢?
有专家认为，薛宝琴的出现正是要把读者的视线带出贾府，带到明清社会存在的江南才女群体中。曹雪芹如此刻意强调薛宝琴的完美无缺，其实正是要借薛宝琴展示江南才女群体的优秀性。薛宝琴是江南才女群体的抽象化象征：她不是个体的，而是代指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才女形象。
才女对家风的养成至关重要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江南地区缘何出现如此众多的才女?胡晓明认为，这与江南的社会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社会化程度以及人的自由程度都有关联。
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经济繁荣，出现庞大的市民阶层，新兴的市民思想对传统观念形成一定冲击。以袁枚为代表的士人阶层，逐渐把“文才”视为女性的美德之一，鼓励女性读书识字，进行文学创作，使“满腹诗书的女子在亲朋戚友和整个社会的眼中，是她的家学传统的继承者，是她书香门第深厚渊源的缩影。”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女子的文化教育，重视女性在文学书写上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女性文学发展。
胡晓明认为，明清时期江南才女们的写作，精致、细腻、敏锐、善感，充满了生命的真切诚挚之情、展现了人性的婉约幽渺之美、超逸空灵的韵致，具有一份日常生活的温馨与深婉，不仅对女性写作者自身有心灵治愈的作用，她们出嫁以后，对家族家风的养成更有至关重要作用。
“文明优雅的家风养成，诗书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温柔敦厚的文学素养不可缺失。江南女性写作的意义，正在于它不是单纯的私人写作，更不是文学家的专业写作和网络写手的商业写作，而是日常人生的真实生活、落实到家庭的文明养成。”胡晓明说。
“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明清时期家族女性的母教，在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下，还产生了“课训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根据对象的不同，又分为“课子诗”与“课女诗”。
在“课子诗”中，母亲勉励与督促儿子：“处世毋忘修德业，立身慎莫坠家声。”“传家惟孝友，报国在诗书。世路崎岖险，投桃慎择交。”在读书、立身、择友、报国等方面，为儿子的人生指明方向。
在“课女诗”中，则侧重于伦理教化，对女儿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闺范教育，规范女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角色职责，接受如何处理家政的训练，并负责维系家族内良好的人际互动。
“重建家风、门风，是新时代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深入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女性写作群体，不仅有助于鼓励现代女性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充分表达自我、形塑自我，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精神。更对现代家庭重建家风、门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胡晓明说。
他认为，明清江南女性文学繁荣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如何从“富”起来走向“美”起来？如何以优雅的文明，经营美好的生活？培育江南女性创作群体的世家大族，是在明清江南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渐渐造就的，渐渐由簪缨世族、商宦世族，转变而成文化世族。
自2007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对数十位江南女性的文献进行整理，迄今已出版了五编《江南女性别集》。并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选录了300余位历代中国女性作者的诗词作品600多篇，集纳出版了《历代女性诗词辞典》。与此同时，还承担了国家与地方的许多研究课题，对江南女性写作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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