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6日——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协办的“历史书写·史料考掘·文本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再反思”第三届“中融”全国博士生论坛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中文系顺利举行。本次博士生论坛共收到外校投稿论文170余篇，入选论文57篇，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的博士生齐聚一堂，共飨学术盛宴。

开幕式暨开幕演讲

11月7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中文系4430室举行。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并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作为本次论坛的开幕式演讲嘉宾，开幕演讲的主持人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贵良教授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陈灵犀出席了开幕式。

首先，罗岗教授介绍了参会的各位领导与嘉宾，并代表主办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陈灵犀致欢迎辞。陈老师指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多年来硕果不断，并致力为全国各高校博士生的学术交流搭建平台，本次论坛以“历史书写·史料考掘·文本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再反思”为主题，意在引导研究者从不同层面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可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贵良教授代表中文系致辞。文老师介绍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厚重而灵动，固本而开放”的学术传统，并指出论坛以“中融”二字冠名即取自徐中玉、钱谷融两位先生之名。

其后，在文贵良教授的主持下，陈子善教授做了题为《史料发掘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的开幕演讲。陈老师以漫谈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史料发掘、问题发现、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思考。通过分享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史料整理工作，再到对狮吼社史料整理及对其学术价值的发掘等经历，陈老师指出，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联系。随着人们的认识与眼界渐渐拓展，从前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而被不同程度埋没的珍贵史料现已得到学界的重视。同时，他也回顾了自己以朱自清日记与鲁迅日记进行关联互证的研究经历，在此过程中还与黄裳先生就朱自清日记相关问题展开了交流；随后，陈老师讲述了唐弢先生、吴福辉先生在文学史书写方面不断修正并拓展思路的治学态度，指出史料的发掘不仅是关于作品与文本的发现，更在于对作品、作家、流派与思潮的新研究视角的发掘。就新材料的发现而言，陈老师认为，日记、书信、手稿的发现一定程度上能展现出作家的真实思想，这将改变或部分改变学界既有的对作家的认识，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在谈及出版物的版本问题时，陈子善老师以张爱玲《传奇》不同版本中序言的收录情况为例，提示大家在史料研究的过程中应留意由版本问题带来的研究陷阱。最后，陈老师总结，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反思。

上午10:00，开幕式在陈子善老师风趣的演讲中结束。开幕式的成功举办，拉开了第三届“中融”全国博士生论坛的帷幕。

开幕式结束后，主题报告分别在人文楼4330室和4108室同时进行。

第一场：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与周氏兄弟周边

第一分会场的第一场主题报告为：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本场共有五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来自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曹翰林作了题为《国族建构背后的性别想象——由<女界钟>看金天翮女性理论》的报告，报告以现代女性观念的产生逻辑为线索，通过分析金天翮的《女界钟》，试图分析不同身份角色下的理论面向，来还原其女性理论的话语建构。随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赵凡进行了题为《胡适早年生命史中的宋明理学——兼论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革命》的报告，通过对胡适早年生命史中宋明理学的基本面貌的呈现，报告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胡适思想的多个层次，以期从思想史视野理解“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娒嘉同学对其论文《胡适的婚礼与婚恋观——以<归娶记>为中心的考察》作了详实的报告，文章以新发现的《归娶记》日记为中心，在对胡适婚礼及与江冬秀关系的考证基础上重新考察胡适的婚恋观及其对自己婚姻的真实态度，兼及考察其对妇女问题的相关看法。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扈琛对其论文《广告与亚东版<胡适文存>的出版发行及其经典化》进行了报告，文章聚焦于亚东版《胡适文存》的出版，分析广告在其发行中的作用。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刘阳河通过视频连线作了题为《“向<红楼梦>底借酒浇愁”——徐枕亚<石头记题词>的公共领域与情感教育》的报告，其以1919年代徐枕亚于《民权报》上发起“石头记题词”为关注点，解读了《红楼梦》作为强大文化支撑和剧变时刻创伤抚慰的重要意义。

报告结束后，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的王宇平老师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罗萌老师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点评。两位老师从问题意识，论文结构，材料梳理等不同角度对文章进行了点评，并给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第二分会场的第一场主题报告为：周氏兄弟周边。本场共有五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首先，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王海晗以《“旧梦”遭遇“现实”——周氏兄弟重启“第二维新之声”的历史脉络》为题进行发言，王海晗同学试图将周氏兄弟从留日时期开始的整体化生命实践纳入总体性的视野进行考量，由此来地理解他们在五四时期的登场。随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泽鹏作了题为《三十年代周作人“支路”选择的一种解读——从周作人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谈起》的报告，报告从 1930年和1937年切入，试图回答这一时期周作人如何借助于对古希腊文化的介绍和翻译等方式，坚守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尝试对三十年代的周作人的思想和人生做一种侧面解读。紧接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胡士然以《“<游仙窟>事件”中的周作人——由集外文<夜读抄二·<游仙窟> >》为题进行发言，通过比较《夜读抄二·<游仙窟>》和《读〈游仙窟〉》两篇文章，胡同学试图厘清学界一直以来对这两篇文章的混淆指认。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吴婧雯作了题为《观影活动与鲁迅晚年的文艺观》的报告，报告以1927—1936年间鲁迅从事与电影有关的活动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这种视觉艺术形式在微观层面拓展了鲁迅的视觉经验和艺术认知并改变其晚年的文艺观。最后，来自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陶然以《女性的困局：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阐述了自己的文章，文章以杨荫榆为中心，以重返历史的方式分析杨荫榆的位置和处境，尝试发露“女子长女校”背后的权力机制，揭示“妇女解放”以及“被解放”的妇女在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所遭遇的壁垒和困境。

报告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尧天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朱康老师分别进行了点评，尤其强调了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中，并把握研究的分寸，对价值判断和知识要进行清晰的分辨。

第二场：佚文、版本与改编与漂泊离散的书写

第一分会场的第二场主题报告为：佚文、版本与改编。本场共有七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首先，山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宋宁对其论文《郭沫若历史剧<高渐离>的版本与修改》进行了报告，文章对郭沫若历史剧《高渐离》版本的流变进行了分析，认为版本修改凸显了郭沫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政治实践，也体现其对话剧艺术发展的不断探索。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郭佳乐作了题为《〈朱湘全集〉编纂及集外佚诗文考辨》的报告，通过对《放鸽》《儿童的故事：捉露珠》《小河》三篇作品原貌的考辨，试图管窥朱湘早期的创作情况。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超杰对其论文《〈憩园〉本事考释》进行了阐述，文章指出，巴金《憩园》中人物形象逆转的背后，可以看出五四启蒙范式在 1940 年代的重新定位与自我调适。紧接着，另一位来自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张欢同学作了题为《柳青的“另一面”——以<狠透铁>的创作、修改为中心》的报告，报告认为柳青对《狠透铁》的修改是其“另一面”的展现，《狠透铁》的异质性，是柳青在1959年“要控诉”和“求安全”两种心态交织的结果，并在《创业史》得到了延伸。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的梁帆同学对其文章《“李双双”何以重回“喜旺嫂子”——〈李双双小传〉及其电影剧本的版本与思想变迁》作了阐述，通过对小说与电影剧本主要版本的分析，指出李准的修改与改编，包含着他对人民公社化时期，以“一大二公”为面目出现的“公”的反思，也令其具备了对现成政策的穿透力。其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泰旗对其论文《“历史终结”处想象未来——论刘慈欣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演进》进行了报告，文章以刘慈欣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各版本为研究对象，聚焦这部作品的修改过程，指出刘慈欣的思想和科幻理念无法简单地以 1980 年代的“启蒙”框架所涵盖。最后，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沈喜阳同学作了题为《“既悼沈老，行复自念”——王辛笛悼沈从文诗三首疏解》的报告，报告指出，王辛笛对沈从文的悼诗继承了中国哀挽诗悼人兼自悼的传统，体现出从逝者的命运照见生者命运的特点。

报告结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老师及杜英老师做了精彩点评。对于前三篇论文，杜英老师做出了回应，指出同学们在材料的准备上非常详实，但还可以进一步作历史化思考或脉络化的考察。罗岗老师对后三位同学的论文做了点评。在肯定同学们对新材料发掘的同时，提醒大家在如何处理这些材料的问题上还需斟酌对待。

第二分会场的第二场主题报告为：漂泊离散的书写。本场共有六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首先，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冯芽同学分享了论文《从“故乡”到“祖国”：东北作家与战时民族主义的发生》的主要观点，文章通过检视东北流亡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能动的、复杂的历史联系，试图重新发现其在民族共同体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重新定位东北作家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刘东报告了论文《1936：上海文坛与东北作家》，该文聚焦于1936年的上海文坛以及东北作家，对东北作家在上海的登场进行了重新解读。随后，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的徐栋同学作了题为《论萧红<生死场>中的情感逻辑》的报告，报告以情感逻辑为切入点来重新阅读《生死场》，企图将那生存和斗争的坚韧力量以及作者对死亡的独特思考重新激发出来。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胡文曦同学报告了论文《论许地山在港故事新编中的“新”与“旧”——以<武训>为例》，文章通过讨论许地山1936年后在港创作的故事中对传统的借用和改编，以《武训》为中心进行文本细读和史料爬梳，指出这既是许地山适应文艺大众化，为抗日动员和现代化提供新资源的尝试，同时也是作为海外知识分子希望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表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陈蓉进行了论文《想象与记忆——论抗战时期端木蕻良的香港书写》的报告，通过对《大江》《新都花絮》等具有连贯性的作品的梳理，文章试图重新理解这一时期端木蕻良香港书写的意义和思考南来作家与香港互动的多种可能性。最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刘亚群同学报告了论文《经验的毁灭与爱的症候——黄锦树小说中的“中国性”认同透析》，该文认为黄锦树去“中国性”的文论立场及小说创作理念与小说文本不经意间的多处“症候”形成悖反张力。从中我们可窥见大马华人政治/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隐痛和失落，以及隐含着的黄锦树潜意识中作为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等“中国性”认同。

在全部报告结束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凤媛老师分别对几位同学的汇报进行点评，刘晓丽老师认为前三篇论文分别从理论、史料以及文本细读三个维度进行论文书写，各具特色，对重新认识“边地书写”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凤媛老师特别关注论文中的理论概念以及细节问题，对论文中使用到的“民间”、“中国性”等概念都提出了辨析，引发了现场的进一步讨论。

第三场：在“革命”与“启蒙”之间与翻译、文体与批评

第一分会场的第三场主题报告为：在“革命”与“启蒙”之间。本场共有五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首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杨小露对其论文《郁达夫的贫穷自述与“哭穷”背后的文化动因——以其在国时期的经济生活为考察线索（1922-1938）》进行了报告，文章以郁达夫在国时期的经济生活为考察线索，探究郁达夫笔下贫穷自述的“虚”与“实”，并分析其“哭穷”背后的文化动因。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何彦君同学作了题为《从浪漫的一代到革命中的“障碍物”——重探郁达夫在“革命文学”》的报告，文章聚焦郁达夫“革命文学”时期时的转向，认为这种转向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个人思想、人生际遇与国内外政治形势相结合与碰撞的结果。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的邓文同学对其论文《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老舍的戏剧创作（1937—1943）》进行了报告，文章通过老舍锡剧创作，分析了老舍与左翼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深厚且复杂的互动关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钟良鸣报告的题目为《民粹与启蒙的混合：艾芜改造国民性路径新论》，文章指出，一方面，艾芜的国民性书写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传统；另一方面，艾芜一味发掘和讴歌底层民众的优根性，却削弱了对于底层生存逻辑的辩证思考力度。最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尹威同学对其论文《“复奏”与“变声”：战时边地徙居作家的启蒙言说》作了报告，文章认为边地生命体验的遇见与沉淀使得徙居于此的知识分子在启蒙话语的多向行进路径面前获得了更具时代感的多维展现方式。

报告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丹梦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黄锐杰老师做了点评，从如何处理理论与文本的关系，怎样深化问题意识的延展等不同角度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第二分会场的第三场主题报告为：翻译、文体与批评。本场共有六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第一位发言的同学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天宇，其报告的题目为《革命文学语境下<密探>中译本的诞生》，该文以陶晶孙翻译的《密探》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对在美国左翼文学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影响下出现的中国革命文学论争进行梳理，探索小说译介入中国的动因以及这一流动性的文学实践带来的价值与意义。随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丁程辉同学分享了论文《试论报告文学的发生》。文章分析了报告文学引进中国的过程，此中左翼作家的理论引介、左联倡导的工农通信运动、外部社会的剧变为报告文学在中国的萌发提供了不同动力，也共同塑造了报告文学的内核。另一位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祎家同学以《林庚的“世纪”之思——再论林庚1930年代的文学思想与实践》为题作了报告，刘同学认为林庚在1930年代的文学思想与实践，意味着他对周身生活和历史时境问题化的开始，其有关“自然诗”的思考和探索，使之逐渐寻找到一条能够对“世纪”进行“静养”的“自然化”道路。由此，在林庚“自然诗”的文学构想内部，或许内嵌着一种不太一样的“世纪”视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汪静波分享了论文《寂寞与忍耐中的艺术选择——关于冯至舍弃“少年歌德”而选择“晚年歌德”问题的探讨》，文章聚焦于冯至对歌德的接受，指出其接受的选择和面对西方时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有着奇妙的契合。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祝星纯同学作了题为《关于路翎语言“欧化”的再探索——以其早期短篇小说为例》的报告，祝同学结合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路翎早期的短篇小说的语言特点加以分析，最终指出，现代汉语语言学层面上的“欧化”完全不能定义路翎的创作，相反，路翎个人的词法和句法逻辑、习惯，很大程度上是走在与“现代汉语欧化”相悖的途径上。最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洪文豪同学以《194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感伤”及其治疗——以“新式风花雪月”讨论为中心》为题进行了论文报告，洪同学以“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为例，指出194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对感伤的诊断与“治疗”是在主题、形式与抒情主体的复杂的规约中，对文学抒情与审美内涵的重塑。

在本组报告结束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贵良老师和梁艳老师分别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两位老师都强调要注重论文写作的问题意识以及写作者自身的观点、立场，强调了研究者的理解与情感是研究的内力，引发了同学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第四场“土改叙述”的矛盾及其克服与战时写作的多义性

第一分会场的第三场主题报告为：“土改叙述”的矛盾及其克服。本场共有六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首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史琤对其论文《情感的政治学——重读〈在医院中〉》作了简要报告，文章聚焦于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指出丁玲灵敏地捕捉到“情感”所“产生形式化的社会影响”，并在她有限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建构着“情感改造”的“共情”理论。随后，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顾甦泳对其论文《从话语空间到情感政治——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述》作了报告，文章指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方面与时势进行充分对话，另一方面，则在小说内景中努力追求文学创新，并且这种话语政治的实践不仅意味着理性的思辨，它借由人物情感的转变和对人物情感激发，落实为阶级革命的行动，提示我们进一步关注这种叙述方式与正在生成的文学规范之间的内在张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王碧燕作了题为《革命主体的“内在矛盾”及“克服”——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报告，该文主要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看成是丁玲“克服”其主体“内在矛盾”的实践，围绕着丁玲对“顾涌”难题的发现及处理，试图发掘小说创作与写作者主体状态之间的关联。紧接着，厦门大学的博士生王彪对其论文《革命与生产: 解放区土改中的“生产”》进行了阐述，文章指出，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翻身”与“生产”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复杂的动态的。结合具体历史语境，通过对孙犁土改作品的细读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揭示解放区土改过程中潜隐在“阶级斗争”。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晓慧对其论文《从“翻身”到“翻心：妇女解放的路径与限度——以“十七年”土改小说为中心》做了报告，文章指出，土改小说重构的男女性别秩序，始终从属于革命意识形态叙事，其最终指向的是土改运动的“合法性”。妇女解放的动力，只能赖在外在意识形态，而缺少自身的觉醒与反思。最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王逸凡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道路或歧路——建国前夕胡风的理论探索及其历史张力》的报告，文章认为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应被视为他在建国前夕对抗战以来文学状况与现实主义理论的回顾、反思与重申，其中包含了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对话，是胡风所处文学状况的缩影。

报告结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倪文尖老师和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朱羽老师作了点评。两位老师皆指出本组论文之间的对话性，涉及到如情感政治、生产与革命、女性解放与革命政治辩证法以及讲话与胡风美学的歧路等问题，触摸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前沿意识。老师们在肯定同学们从细处入手进入问题的方式上，强调要在研究中关注不利于自己论述的材料，并给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

第二分会场的第四场主题报告为：战时写作的多样性。本场共有六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简要阐述。首先，上海大学中文系的于宁同学报告了论文《海外·重庆·延安：一个留法女博士的创作演变——论陈学昭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关系》，该文以陈学昭为个案，通过提取她在海外、重庆、延安三地的创作，试图探讨女性作家在20世纪中国的进程中身份转换为其文艺创作带来的转变。四川大学文学院的史子祎同学以《错位的互文：知识分子的跨时代写作——以<工作着是美丽的>为例》为题，通过对《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梳理细读，指出这一跨越写作每一阶段的出版都与前一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种错位的互文，指向的仍然是陈学昭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的幽微变迁及无法摆脱的延安印记。随后，四川大学文学院的许亚龙同学报告了论文《“抗战意志论”与战时写作的文本症结——以沈从文的<战国策>派时期写作为考察中心》，该文以《战国策》为中心，考察“抗战意志论”所折射出的沈从文观念写作与本能写作的龃龉，以及必然导致的其尝试之后以寓言体、主观抒情和传奇故事等方式复归“抽象抒情”文学创作观的战时文学路径。另一位来自四川大学文学院的任杰同学以《空间转换与艺术主体的精神嬗变——论卞之琳的延安书写》为题分析了卞之琳的延安书写，认为延安之于卞之琳是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他发现了“风景”，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延安社会空间的独特性。正是在延安的这种空间体验使得卞之琳将目光从自身投向外部世界，并转向现实而寻求新路，最终体认了“同一个方向”，并且在“延安书写”之后，卞之琳的创作中仍然有着“延安印迹”的存在。来自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魏欣怡同学以“情感改造”为视角，对《丽萍的烦恼》进行考察，发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的改造行为本身往往呈现出格外复杂的张力与缝隙。最后，西南大学文学院的邹佳良同学报告了论文《家族史、地方志与革命书写——民国历史深处的“自流井”》，邹同学将民国时期自流井的社会历史与《自流井》文本内容进行互证阐发，试图再现自流井绅商窘迫困境与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召唤自流井已逝的民国历史情景，在相互印证中理解历史如何进入文本而生成小说美学。

报告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孙晓忠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陈琦老师进行了评议。两位老师都肯定了该组汇报题目的新颖以及新史料的搜集与运用，指出在论文写作中可以用“情感史”、“社会史”的方法打开视野，也特别强调在论文中要避免出现二元对立的倾向。

第五场围绕“中国”的叙述与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

 11月8日上午，论坛的第五场主题报告在人文楼4330室和4108室同时进行。第一分会场的第五场主题报告为：围绕“中国”的叙述。本场共有五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作了简要阐述。首先，来自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中心的于迪同学作了题为《<现代文学>：现代主义与文学青年（1960-1962）》的发言。于同学指出，《现代文学》青年负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明确的知识分子意识，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思考个人与文化的出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博权作了题为《民主的面庞——以陈映真<云>为中心》的发言。他认为《云》的核心主题是陈映真对发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民主进程的思考。以张维杰和文秀英为代表的两条“民主工会”的叙述脉络反应了陈映真对“民主” 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整体性思考。并且当后者失去了“理论形式”难以对前者展开有效批判之时，《云》作为起点似乎预示了陈映真在八十年代将要开启的实践和理论再次统一的艰苦的探索过程。随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陈想同学作了题为《台湾报导文学中左翼记忆的重述与认同》的发言。文章指出，作为见证历史真实的口述史，报导文学家在梳理、考证、书写口述史的过程中，横向上凝结相关左翼共同记忆，纵向上由历史事件发展的轨迹发现历史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对固有的权威论述质疑、解构并重述左翼集体记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高领对其论文《重建人生的意义和内在危机——论刘继明长篇小说<人境>》进行了阐述。文章从《人境》中的主人公马垃入手，通过对主人公身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冲突价值观分析展开了层层深入的解读。最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曹振威同学作了题为《如何找寻中国的‘原理’——重读<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发言。他指出,《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沟口雄三关于中国研究方法论设想的著作，这是战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为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寻求日本独立发展道路而进行的一次再尝试。

报告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刘旭老师和吴娱玉老师进行了论文点评。两位老师肯定了同学们明晰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材料运用，并给出了针对性的修改意见。

第二分会场的第五场主题报告为：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本场共有六位同学对自己的论文作了简要阐述。第一位报告的同学是来自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罗莹钰，其论文的题目为《1950年代婚姻制度变革及其”离婚“叙事”》。该文指出，1950年代的文艺作品因为《婚姻法》的颁布与文艺宣传动员带有鲜明的政策指涉性与规训意味，因离婚问题具有“自由权利”的合理性和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敏感性，这一时期的“离婚”叙事一定程度上游离在政治和现实之间。随后，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孟照雍作了题为《空间、日常伦理与“社会主义姐妹情谊”的视觉表征及其历史意涵——以<万紫千红总是春>和<笑逐颜开>为例》的报告。孟照雍认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和《笑逐颜开》两部影片重置了传统性别空间和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并建构了一种以“集体”为导向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日常伦理。而社会主义美学实践独有的情感表达机制则需要以总体性的视野去把握。紧接着，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陈蕾作了题为《转型时代的人际交往行文——蒋子龙70年代小说中的“被教育者”形象演变》的报告。陈蕾的报告着重分析了“被教育者形象”在蒋子龙小说中的变化，即：心理空间样貌的清晰和人物之家关系的转变。这一变化凸显出“人”的主题，并成为工业题材文学向新时期“改革”文学进行过渡的一重推动力。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辛颖对其论文《新时期文学起源期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报告。文章梳理了新时期文学起源期大陆理论界与文艺界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接受情况，并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被接受、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其影响力偏移了最初的目标，并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稍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会丽作了题为《新时期以来农民书写变迁探究——以城乡身份、乡土合法性和人性之恶伦理反思现代性》的报告。该报告聚焦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反思，并分别从农民书写中的城乡身份、乡土合法性、人性之恶伦理三个方面分析了乡土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丰富性与问题。最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吴亚丹分享了论文《“传统”与上海想象的建构——新时期以来沪上作家的弄堂书写研究》的主要观点。该文着眼于新时期以来沪上作家对上海弄堂的书写，认为沪上作家通过讲述弄堂故事、融入弄堂沪语的话语实践等方式来想象上海，建构起了“传统”与文学上海想象、城市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报告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黄平老师和项静老师进行了点评。两位老师指出，学术立场与写作的关系是双向辩证的，学术写作需要尊重不同的立场，并注意不同立场观点的合理性，以期打破学术写作的封闭化，获得学术写作的公共性。并且，学术写作需要警惕理论的工具化，要从理论的脉络中思考问题，防止在论文中将文本本质化。此外，学术论文的写作还要考虑到读者因素，因此叙事性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是很重要的。

闭幕式暨闭幕演讲

11月8日，第三届“中融”全国博士生论坛的闭幕式暨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4430室举行。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吴俊教授作为本次论坛的闭幕式演讲嘉宾出席，闭幕演讲的主持人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毛尖教授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出席闭幕式。

吴俊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他从近几年自身从事史料工作的经验开始说起，总结了自己史料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具体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建立当代文学史料系统、基于史料的文学史研究。吴俊教授认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指向是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之下的各种专题史，因此打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空间具有奠基意义。随后，吴俊教授从学术规范维度、国家文学制度维度、网络技术与研究范式转型维度分析了当代文学史料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以及解决路径。吴俊教授指出，传统学术资源对于当代学术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术规范需要借鉴传统史料学、文献学的学术资源。同时，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和机制操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显著的政治特色，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或区别性意义上的宏观历史特征，因此，当代文学史料问题必然受到国家文学建设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形式的诉求的影响。随后，吴俊教授向大家展示了2018年、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的相关数据。吴俊教授认为，互联网改变、新创了我们的世界观，时间和空间在互联网世界中既呈现出碎片化、无序性、弥散状，却又实现了拼接化的聚拢、压缩性的混合、交互式的折叠。网络文学的生产能力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的有效性，这意味着网络文学批评的方法必须有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或新创。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种新的大数据研究范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但是这种研究范式也会带有忽视研究对象个体等问题，并对研究者的持续学习提出了挑战。演讲的最后，吴俊教授表达了对青年学子的期许，鼓励他们解决互联网时代的学术新问题。

吴俊教授的演讲结束后，毛尖教授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与研究心得，她认为，在当代互联网的语境之下，人们的阅读前提与理解前提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互联网文学文本是否具有史料价值、是否能够被史料学学科规范所涵盖还需要甄别。

闭幕演讲与讨论结束之后，罗岗教授主持了优秀论文颁奖仪式。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十位博士研究生获得了本次博士生论坛的优秀论文奖，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娒嘉同学、刘祎家同学、顾甦泳同学，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的梁帆同学，来自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陶然同学，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陈蕾同学，来自四川大学文学院的任杰同学，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李博权同学，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杨小露同学和冯芽同学。与会教师为获奖学生颁发了奖状并合影留念，论坛圆满闭幕。

本次“中融”全国博士生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青年学子之间交流学术、增进友谊，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与方法，为以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

撰稿：黄雅婧、达申琳、陈泓羽、周珊珊、陈彩霞、田长根

整理：王碧燕

摄影：谢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