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子藏》第六批成果发布会暨“子藏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子藏·儒家部》之《论语卷》《孟子卷》正式发布，标志着《子藏》这一古籍整理的浩大工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围绕价值诉求、理论创新、研究利用等核心话题，会议对“子藏学”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刘思禾主持，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吕志峰、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成吒等致辞讲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扬州大学、黄冈师范学院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吕志峰书记首先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对各位专家、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子藏》是华东师范大学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超大型学术项目，从2011年12月首批成果《庄子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发布，到现在第六批成果顺利出版，在方勇教授的带领下，《子藏》编纂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方教授培养的学生遍及天下，“子藏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新子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华东师大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已经发展成为诸子学研究的重镇，引领着诸子学发展的新风气和新方向，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幸事，也是诸子学研究和发展的幸事。

魏崇社长回顾和梳理了《子藏》工程的编纂与推进过程。十余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力，联合海内外众多高等院校与学术机构，编辑团队与学术团队密切合作，拟定体例、精选底本、严格编校、高质量印制，倾力打造《子藏》这样一部子学经典，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可以说，《子藏》高水平和高频率的连续出版，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乃至整个古籍出版界的发展，这是参与编纂的各个单位的共赢，也是学界和出版界共同的盛事。

围绕“子藏学”之建构，方勇教授提出，“子藏学”是以《子藏》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术范畴，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发掘《子藏》编纂理念来建构子学文献整理范式，为今后的文献整理和子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自觉。具体来讲，“藏”指经典秘宝，“宝”则不单单指文献集成，更在于有新的精神气韵与学术文化生长在其中。恰如有《四库全书》而有“四库学”，有敦煌宝库于是有“敦煌学”，因为有《子藏》，于是有了“子藏学”，而有了“子藏学”之后，将使《子藏》的价值获得生命性提升，助力《子藏》实现绍古开新的文化使命。

“子藏学”的提出与建设，能够解答很多理论问题，比如进一步明确对《子藏》的认知与使用。《子藏》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文献方面，也有精神、观念、方法论、价值观等等层面的突破创造。它本身就意味着对子学这一学术文化现象的重新发现与再发展，可以说它重塑了子学的历史，也带出了子学新的未来格局——它重新定义了诸子与子学，使得它们跳脱了旧的经学体系下的子部藩篱，并对话西方学术，真实实现返本而开新。最终也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新子学”理念。总之，以横向视野来看，在《子藏》基础上孕生的“《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分别承担了子学研究中的文献研究、思想研究和理论创发三个层面的任务，共同构建了子学研究的立体大厦，力争为当代诸子思想及文化的研究提供标杆。

陈成吒主任则强调在联系与差异的场域中关照《子藏》与“子藏学”。陈主任认为，《子藏》、“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四者应该是一个有机体，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提升。《子藏》工程是一个重要基础，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孕生出了“子藏学”“中国诸子学通史”“新子学”；后三者则从不同方面与层面提升了《子藏》的形而上厚度。《子藏》作为子学源头“诸子百家”文本的大集成，并非一次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对子学的全面发现，使其彻底而完全地呈现在今后的文化进程里，它把握了子学的核心——子学文本。通过对子学源头“诸子百家”文本的全面、原生态、系统地呈现，让我们看清了过往的历史，又将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子藏学”明确了上述对《子藏》的认识，它所带来的《子藏》文献研究也是别具特色。不同于传统的“四库学”“敦煌学”以及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体系，“子藏学”的优势就在于新的研究理念，它本身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新子学”理念下所带来的修编原则、思路，以及后续的独特研究。由于理念革新，修编体系不同，在进行相应的书目提要撰写，以及文本整理、诠释的同时，也将展开各“子”的学术史，乃至“中国诸子学通史”的梳理，这些都将会别开生面。强调文本的演变，这种更加历史性的、辩证的、发展的处理方式，也自然会带出对子学的历史及其当下、未来的新洞见。

研讨会上，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子藏学”进行了解读与建构。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陈志平教授充分肯定了《子藏》的文献与理论价值，并对“子藏学”的发展充满期待。陈教授说，“子藏学”是在《子藏》编纂、使用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目前其内涵与品格更多的是来自《子藏》的编纂实践。一方面，《子藏》影印部分收子书近4000种，收书的“全”和“精”，为诸子学学科建设奠定了文献基础。另一方面，《子藏》的编纂，在体例上寓含着编撰者倡导的“新子学”理念。二者相辅相成，是促进“子藏学”形成的基础。《子藏》如同一座宝山，必让人满载而归，而在后续的使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提要撰写、文献整理、学术史研究甚至《子藏》的数据库等数字化建设等等，必将形成叠加效应，此正是“子藏学”未来可期的重要原因。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小白副教授建议持一种整体史观来对待《子藏》。他认为，“子藏学”应视《子藏》为一整体，以区别子学史性质的孤立研究。从中华文明整体史观的角度入手来认识《子藏》，那么《子藏》内部文献的生成，无论是作为元典的先秦诸子，还是后世以先秦诸子元典为依据衍生而来的诠释作品，都存在或纵或横的时空经纬图标。这种诸子文献纵横交错的时空性质与从整体认识事物的历史观念合辙，可以推导出整体史观视野下“子藏学”研究的合理性。当然，整体史观下认识“子藏学”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不仅要将整体化了的《子藏》从中华文明体系当中剥离出来以做具体研究，还要将其纳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作融合式的观照，考察其在分合之际的具体表现，在此分合交互情形下确立关于“《子藏》学”文化价值的合理判断。

《子藏》是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重大课题，由华东师大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任总编纂，中心其他学者和工作人员共同组织实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截至目前，已经先后出版图书六批，精装16开1016册，收录文献2981种。第一批成果《庄子卷》，共162册，收书302种。第二批成果包括《鬻子卷》《关尹子卷》《文子卷》《鹖冠子卷》《子华子卷》《列子卷》（附《杨朱》）《亢仓子卷》《商君书卷》《慎子卷》（附《申子》）《韩非子卷》，共116册，收书673种。第三批成果包括《管子卷》《公孙龙子卷》（附《惠子》）《邓析子卷》《尹文子卷》《人物志卷》《论衡卷》《抱朴子卷》，共141册，收书414种。第四批成果包括《吕氏春秋卷》《淮南子卷》《老子卷》，共216册，收书664种。第五批成果包括《六韬卷（附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卷（附武侯书、李卫公问对）》《孙子卷（附吴子）》，共55册，收书388种。第六批成果为《论语卷》《孟子卷》，共326册，收书540种。

做为一项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子藏》对子学文献做了系统整理，为子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从《子藏》到“子藏学”，对诸子的重新界定和整体观照，将部分文献“离经还子”回复其原初面貌，解构固化的经子关系，对孔老关系的重新讨论与建构，对子学文本的重新认识，随着“子藏学”的逐步推进，《子藏》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既继承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整理与学术文化传统，也强力介入中国文化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进程。强烈的天下情怀和家国责任，一直是诸子学的价值诉求和历史使命，“务为治”，建构出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能实现古今汇通、中西对话的世界性学术新范式，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的重构与发展，这是《子藏》与“子藏学”的宗旨所在！

会议之后，“诸子学的现代转型：晚清民国的诸子学研究工作坊”举行，通过对晚清民国诸子学的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在先秦、晚清民国和当代之间疏通学理，发掘问题，反省往古，建立新知。